毛主席同巴西记者的谈话破除迷信（续完）

我问道，美国的禁运政策是不是给中国的发展造成严重的问题。
他回答说：“没有给我们造成任何损害。甚至于有利于我们自力更生。美国方面大概也不会由于这个政策而受到特别损害；它主要是依靠自己国内的市场。不，禁运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他回头对他的翻译微笑地问道：“你在美国念过书，对这个国家应当有所了解，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向主席说，几天以前我听中国对外贸易部长说过这样一句话：“的确现在问题已经不是美国不承认我们；而是我们不承认美国。”毛泽东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这句话。
主席接着问我对中国的观感；他想知道我访问过哪些城市，哪些钢铁厂，哪些煤田，哪些合作社。我对于这次访问时间仓促表示遗憾，他邀请我以后再回来作一次时间更长的访问。他说，在目前的形势下，各国人民有必要更进一步了解，他并且强调指出了新闻工作者的使命。他问我是不是喜欢自己的职业，并且说：“经常到各地去跑跑，观察和研究新的事物，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本人过去是不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呢？他回答说是的，然而由于投身政治，他很早就改变了自己的职业。毛泽东除了有一次访问过苏联以外，从来没有出过国。谈话已经进行了很久，这是我当初不敢奢望的。我利用这个机会再问他对国际形势抱乐观的看法，还是抱悲观的看法。
他强调指出：“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才是有困难的国家，它们没有能够达到它们的目的。它们的目的是控制世界上任何地区，这样的意图遭到全世界的反对。美国同殖民主义国家是一路货色。那末，为什么要强调地把这些国家称为‘西方国家’呢？难道巴西不也是西方国家吗？巴西并不因此就抱有上述那些国家的目的。事实上，美国称为‘西方国家的是，它自己以及法国、英国、意大利、西德、比利时、日本、新西兰、葡萄牙、西班牙——也就是一些想统治别人的国家。我刚才跟你说过，这些‘西方国家’已经日薄西山；甚至它们本国的人民也不同意它们的政策。”毛泽东接着举起一个指头，用一种长者的声调说：“因此我们不应当怕它们；我们不怕它们。它们向来就想从小麻醉我们，我一生中这种事情看得多了，这不过是一种恐吓手段。这对于我们说来已是司空见惯。有时它们也真正使用武力，然而问题在于不要屈服。因此，我们大家在这些问题上都应当破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固定看法，破除神秘观念，破除迷信。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中国正在逐渐消灭这些思想。这里就有一个迷信的例子：‘帝国主义是先进的’，有人这样说。在我们看来事实恰恰相反；在我们看来它们事实上是落后的。它们生产钢铁，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而从政治观点来看，它们是大大地落后了。我们应当全面地看它们。列宁早就说过：’亚洲是先进的，欧洲是落后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中国不过只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运动。然而列宁当时已经看到亚洲在向前进，一定会超过欧洲。现在，除了亚洲以外还应当加上拉丁美洲和非洲，正象列宁所说那样，‘大家同时前进’。因此，所谓‘西方世界’是落后的。毫无疑问，杜勒斯不会同意我这种说法，他会说：‘你们自视过高了！你们的世界不过是一片真空，而我们拥有原子弹和钢。’就钢和原子弹而言，这样说是不错的；然而怎能不看到他们的政治制度是落后的，甚至于是原始的，怎能不看到垄断组织和资本家不会给美国人民任何好处呢？也许它们会继续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炫耀武力；然而这不会很长久了。因此，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我们应当鄙弃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威力的宣传。还有一些人以为，他们——‘西方世界’——优越、先进，而我们低劣、落后。”毛泽东突然回头对翻译说：“你在美国念过书，对于这一点你怎么看呢？”翻译还没有回答，他接着又说：“我还得说，甚至于在策略上，我们也应当全面地看它们；它们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纸老虎而已。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要老是采取这种态度；恰恰相反，我们要在一切问题上慎重地应付它们。总之，我们要了解，它们还能咬人；我们要不断地打老虎，一直到把它打死——因此我们还得要有一个时期同老虎相处。”
主席特别分析了根除自卑心理的必要性，这必须要用政治教育来完成。他顺便问到我，巴西现代生产的过程是不是同教育有密切的联系。我承认没有。他说：
“我们正在讨论改变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结果是令人兴奋的。我们创立了教育和生产结合、学习和劳动结合的制度。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是一个有国际实践意义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来，过去的教育事实上向来是脱离生产的；在国际上说来，几乎所有国家的情况都是这样。因此，我们的新制度对于人类的进步能够起一点作用。”
毛泽东问我是否有机会去考察新的教育实践；是的，我曾经在大学和中等技术学校中考察过这个问题。学生们在课室外象工厂的工人一样劳动着；我看见一些快要学完冶金课程的人，同工人们在一起呆在高炉和小高炉旁边；我也看见一些快要当农学家的人，在合作社里种地或者收割。各个专业都是一样的。主席强调说：
“学生在毕业以后就拥有科学知识和实践知识；我确信这样一种办法对任何国家都是有利的。甚至在政府机构中，这样一种办法也是值得欢迎的，这可以使每一个公民了解集体的任务。是不是可能让一个外交人员在田里劳动或者从事一般的建设工作呢？是可能的，这在我们国内已经成了常事（我们的翻译就是一个外交人员，他说他曾经在北京附近的十三陵水库劳动过，干普通的装运石头的工作——然而主席笑着说，这还做得不够）。目前，这是中国的实践；工作人员中三分之二留在工作岗位上，三分之一在从事集体劳动；经常进行轮换。”
毛泽东说，这一问题曾经多次进行讨论，就在北戴河这儿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几天前党中央委员会在这里举行会议研究成立人民公社的问题——这是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化阶段后的共产主义化阶段。
主席说：“我们向人民发出号召，要在今年内把钢产量翻一番，取得一千万吨钢以上；我们还决定了号召人民组织公社，这是合作社自己早就提出来的问题。农业生产的发展已经要求把合作社（我们全国有七十多万个合作社）合并成为更大的单位，每个单位包括几千户。一个公社有一万多户人家就能够自给自足：工农商学兵合为一体。托儿所和幼儿园使妇女能够更根本地致力于生产，成为一股巨大的劳动力。”
主席谈到公社的优越性。虽然他对这个问题很热心；对中国说来，农业合作社已经是过去了的事情；五亿农民现在将朝着新的方向前进；集体所有制在许多方面已经落后了。这是中国在“新民主主义”建成将近十年后，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采取的第一个积极步骤，“新民主主义”是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调和为基础的。
我最后询问主席，对于在两个集团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和采取第三种立场的做法有什么看法。我请求他估计一下，鉴于目前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在两个集团之间采取这种立场是否能维持很久。毛泽东点着一根香烟，说：
“这还很难预料，这种态度是否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决定于许多方面的因素。事实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永远维持下去。连社会主义也要让位于更高级的阶段。然而我以为，只要有此必要，这种立场是可以维持下去的。为了民族独立的利益可以采取这样的立场；对某些国家说来，这种态度符合它本国正在发展中的民族独立过程。也很难说帝国主义者不喜欢这样的立场。采取这样中立态度已经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摆脱控制；中立就意味着较少控制。因此，我们欢迎这种政策，这种政策对社会主义的利益大于对帝国主义的利益；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视为我们的朋友，而它们也可以从我们这里得到支持。”
主席离开了室厅（他接见我的这个地方是过去一个百万富翁的住宅，他在访问合作社后，曾在这里同党内的人举行了几天会议），并且送我到院子里去，一直送到汽车旁边。他祝我一路平安回到巴西；请我以后再到中国来。他继续站着，微笑着等着汽车开动；我看到他不顾北戴河晚间的凉意，站在露天下向我点头告别。（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