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结构调整奈何两种结果

【法国《青年非洲》周刊９月１日一期文章】题：亚洲在笑，非洲在哭
在高楼大厦和高级宾馆林立、商业活动一片繁忙的泰国首都曼谷，到处都给人一种经济繁荣的景象，从１９８１年开始，曼谷听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泰国货币铢两次大幅度贬值，多方位的自由开放政策以及由世界银行提供的两笔用于结构调整的贷款给这个东南亚“小虎”提供了足够的动力，使它得以有条件跻身于亚洲经济强国之林。
而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市中心殖民地时期的建筑给人一种陈旧过时的感觉。在这里，既没有证券交易所，也没有带有未来主义色彩的玻璃墙面的高楼大厦。商人仍就在那种旅游者避而远之的街区简陋的店铺里就磷酸盐和花生讨价还价。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９年，塞内加尔总共获得了１１笔结构调整性贷款。而结果怎样呢？塞内加尔一步步地陷入了危机，就像８月１６日宣布的全体政府职员普降工资一事所表明的那样。
泰国赢了，塞内加尔输了，这是同样实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主张的结构调整政策所带来的两个不同例证。然而，东南亚和黑非洲过去的命运却是相同的。
在发展的道路上，非洲己远远地落在了后面。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７年间，尼日利亚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下降４．８％，马达加斯加下降３．７％，科特迪瓦下降３％，加纳下降２％。而在同时期内，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每年递增２．２％，马来西亚递增２．４％，泰国递增４．９％。
在这些无情的数字后面，隐藏着一个问题：为什么结构调整使亚  洲盛起来，而却没有使非洲得益呢？殖民地时期的损失、债务负担、原材料价格下跌、资金流失以及外汇匮乏，这一切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法国经济学家热罗姆·特罗蒂尼翁在最近一期《经济与统计》月刊上对非洲调整政策的不成功进行了研究，指出这种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刻板僵硬观念。以国内产品取代进口产品的政策失败了，从而扼杀了建成一个高质量工业网络的努力，农业没有成功地同工业部门衔接，基础设施的缺乏和非洲国家之间的交往太少，也是不成功的几个原因。
在获得独立之后，非洲各国都试图发展自己的工业，想用本国产品来取代进口消费品。这种逻辑推理很简单：与其向外国去购买，不如自己在当地生产，这样可以开辟就业途径，而且到时候还可以供出口。于是当时，加纳主张购买“现成的”工厂，科特迪瓦试图在纺织业和农业、食品业取得突破。于是，各种庞大规模的项目应运而生。但很快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按照西方模式设计的这些生产企业对于相对狭窄的国内市场来说，显得规模太大了。其次就是生产成本很高，维修保养困难，生产力水平低下。这样，这些大型垄断性企业很快就变成了亏损的无底洞，大批机器由于缺乏零配件而在闲置生锈。于是，一切又恢复到了原来的状况。
东南亚国家同样也在建立自己工业部门方面吃了一些苦头，特别是收入的不平衡限制了人们购买力的增长。但是，与黑非洲国家不同，它们很快就发起了兴办替代工业的第二次浪潮，这次是从重工业方面（如钢铁业、石油业）下手；而这样做同时也加强了轻工业。总而言之，当尼日利亚大量花费它的石油收入来投入“白象”工程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却利用第一次石油冲击的机会将它的石油美元投资于那些效益好和吸收劳动力多的企业。
泰国在国外出售的产品更新很快，１９８５年，泰国的纺织品出口首次超过了它的大米出口而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到了１９９０年，电子产品又超过了纺织品。而在黑非洲，大部分国家的经济都受到了原材料价格下降的制约。在花生出口大国塞内加尔，在咖啡出口国科特迪瓦和喀麦隆，在可可出口国加纳，都是靠少数的几项主要产品来维持大部分出口收入。这表明，这些国家由于没有建立起一个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未能改变它们的出口结构。
如同工业一样，非洲的农业和亚洲的农业走的也是不同的道路。在亚洲，“绿色革命”导致发展起了一整套农——工部门。在泰国，一些专门从事出口的商贸公司与一些“农村半加工公司”、家禽饲养者或橡胶种植者联合起来进行经营。而在黑非洲，农业与工业分离的现象一直很严重。当局没有在出口创收较好的年份向农村地区进行生产性再投资，政府仍然只重视那些能创汇的作物，如棉花、咖啡和可可等。这些作物虽然能带来外汇，但是它们严重依赖于国外市场，而且对经济没有带来“长久效应”。由于东南亚国家在实施更为灵活和更为多样化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之前，就已经拥有一个好的劳动力资源，所以它们能在今天大踏步地继续进行它们的工业化。
而作为单一产品出口国和长期受各种僵化观念束缚的非洲国家，尽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却仍然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内外收支不平衡状态，经济发展缓慢。发展缓慢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反过来财政收入的减少又导致政府不得不缩减预算。如此下去，结构调整计划只能维持行将崩溃的经济的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