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维------对核时代进行反思的产物

【苏联《新时代》周刊１９８７年第４４期报道】鲍文（《消息报》政治观察家）：在对核时代的现实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得出下列理解：核战争孕育着全人类的毁灭。在这里，全人类的利益拥有优先权，这是一种新的观念。这种观念把新的更为广泛的社会学观点同对具体的对外政策行动的新态度结合在一起。加尔金（历史学博士）：构成新的政治思维的某些观念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早在１９４５年，爱因斯坦就谈到了新思维的必要性。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响应了他的这一呼吁，即使对我们来讲，也并非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一点。但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和辩证的理解，使我们党找到了建立目前被奉为国策的观念模式的钥匙。新就新在这里！苏联领导人在自己的结论中吸收了西方的思想，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罪过。达希切夫：（历史学博士）：新思维应如何具体地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呢？首先，产生了有关政策与战争的相互关系问题。如果我们要避免战争，维护和平，那么，我们就应当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克劳塞维茨的论点是众所周知的：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在核时代，我们似乎都同意，这种论点是不适用的。但我认为，当人们把解决军事问题放在优于解决政治问题的地位时，总是习惯地运用这一论点。鲍文：既然现有的政治矛盾不能用军事办法解决，那么，我们可以并且应当抛弃军事手段。难道我们不能这样扫清解决政治问题的道路吗？加尔金：几千年来，人类都是这样来解决对外政策问题的，当这些问题达到一定尖锐程度时，则采取战争方式解决。通过直接冲突的方式来衡量力量对比，然后在某种新水平上恢复平衡。现在，在核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但要知道，存在着各种矛盾，矛盾正在日益积累，应当解决这些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的机制尚未制订好。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向新思维过渡的过程将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当然，在一系列情况下，外交谈判是秘密进行的，但讨论问题、交换意见应公开地进行，这样，我们能够说，我们遵循的是列宁不止一次地谈到的公开外交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