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宁刚刚去世的日子里（三）

我们还注意到，在《列宁的遗嘱》中对党的许多领导人在作出高度评价的同时都提出了批评，列宁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候选人来取代斯大林。假如他提出了具体的候选人，政治局，更不必说全会和代表大会的代表，都不会反对列宁的建议。此外，我们当然也希望斯大林本人能考虑列宁的尖锐批评，更何况斯大林对此曾作过相应的保证。应当承认，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根本不了解斯大林的这些品质。相反，在同中央的普通委员和其他著名的党的工作人员打交道时，他完全是以一种同志式的态度，认真听取别人的谈话，没有“领袖至上”、随心所欲、盛气凌人的表现。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象往常那种热烈的雄辩的发言他只讲了两次，其余时间都是沉默地坐在主席团的位子上，甚至连主席铃一次都没有拿起来。我想，注意到这一点并对斯大林的这种表现给予肯定评价的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只有过了一些年才得出了结论：这种特意表现的谦虚是因为中央刚刚讨论过《列宁遗嘱》，遗嘱中建议由其他人取代斯大林。此外，后来都清楚了，这种表现是为了在他策划的反对政治局委员的斗争中赢得中央委员和党的积极分子的信任。那场斗争后来演变成针对党本身的大规模镇压运动。
当然，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难道只我一个人吗？）不同意列宁的建议是极其痛苦的。只能用下述事实为自己辩解：列宁发出这封信后，斯大林在把坚持列宁路线的干部团结在中央基本核心周围的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帮助党在同托洛茨基斗争后达到了统一和团结。要知道，托洛茨基当时是主要危险。
谈到自己，我可以说，我认识“两个斯大林”。一个大约是在头１０年，我把他看作是一个老同志，对他非常敬重；另一个是在以后时期，他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在２０年代，我从未相信过，他会犯罪，那是什么样的罪行啊！当然，我们在地方上曾猜想，政治局在进行斗争，但是，我们认为，中央一直能够控制整个局势和坚持列宁主义的党内民主。我们这些普通的中央委员认为这就是自己的任务。
人们逐渐明白了，完全保持列宁在世时的平衡越来越困难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想过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清除”某个人。不同意见的斗争被视为正常现象。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把真实的目的掩盖起来了。他甚至把已经开始的“清除”领导人的做法说成是不可避免的权力分配，认为没有列宁政治局不可能保持原状。有时——最后一次是在１９２６年——他提出最后通牒：或者按他的主张解决问题，或者他离开……这种最后通牒多数都是间接提出来的，但是，当时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觉得，如果他离开，想搞“专制”活动的托洛茨基或季诺维也夫的力量就会大大加强，会使党发生分裂。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