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新闻界应该做什么

【美国《外交》季刊１９９３年夏季号文章】题：冷战后的新闻界（作者亨利·格伦沃尔德）
新闻工作者们是同外交官和政治家们坐在同一条急剧摇晃的船上。如果说，在当今的剧烈动荡的环境中，制订和实施对外政策是困难的，那么搞新闻工作也是这样。
新闻界面临的新问题很多，它至少面对着六个新因素：历史、地理、全球眼光、新闻工作日常工作事项、敏感性和读者。
新的历史实际上是新发现的古老历史。新闻工作者们正在参加学习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北奥塞梯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的充满血腥的历史背景的速成班。今天是受害者的克罗地亚人，昨天曾是法西斯压迫者；今天的残酷的、横冲直撞的塞尔维亚人把自己视为对１３８９年开始的一场穆斯林入侵报仇的复仇者。
新的地理涉及到前苏联的各个共和国和前南斯拉夫的疆域。正如国务院必须向这些自行建立的国家中的许多国家委派大使一样。新闻界必须派出记者。对于私营的出版商和广播商来说，财经拮据很严重，后勤问题也难以应付。许多新闻机构不得不匆匆忙忙派记者到这些地方走马观花呆上几天和几星期，这通常有着陷入快速报道带来的表面性的危险。
需要有新的全球眼光是由于两极世界已经消失。
超级大国之间的长期对抗为进行分析提供了一项组织原则。对于差不多所有的对外政策行动和国际事件，从中美洲发生的一次政变，到法国的一项文化立法，人们都在很大程度上从它同冷战的关系的角度去判断。
现在新闻界正在寻找一项不同的原则——南北紧张关系、宗教对政教分离主义、民族主义对国际主义。这些定义是足够准确的，可是其中不论哪一条，就其本身来说都不能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模式。
新的日常工作事项首先包括：某些长期以来熟悉的论题，已经由于事态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因此必须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在经济领域，信息社会的新的力量越过国家边界而扩散，并正在侵蚀着主权；这些力量也正在使诸如资本和劳力这些标准概念内涵发生变化，使得新闻界使用的原有经济词汇中的许多词汇令人产生误解。在第三世界，改革、革命和反动的老模式已开始发生变化，而新闻工作者们发现，走向自由市场和民主的过程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容易使人上当的。
在新闻界必须致力研究的较新的课题中，最重要的课题是同族意识和种族自我权利意识，对于这些现象别说是新闻记者，就是社会科学家们也知之甚少。对于宗教也是一样，在今后几十年里，看来宗教战争，大规模的和小规模的，其发生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大。
关于新的敏感性，只要人们回顾一下当前的时期是怎样开始的，苏联帝国是怎样垮台的，就可以充分理解这种新的敏感性了。
一些批评新闻界的人认为，新闻工作者们之所以毫无准备，是因为他们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各国政府和官员们身上（尤其是对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新闻界在他的周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个人崇拜）。他们对于“民间社会”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许多势力和人物，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是它们推动了这些事变的发展。
新的读者在于对新闻的接受倾向有了变化。像大多数人一样，美国人对于对外事务不大感兴趣，除非他们认为是涉及到本国利益的事情。冷战的前景能够把任何事情都变成全国关心的一个问题，现在这种轻而易举地挂钩办法已不复存在。
现在新闻界怎样去把国家利益同遥远地区的或多或少鲜为人知的内战、印度的教族冲突、巴西的贪污腐败、扎伊尔的艾滋病或全世界范围内人口过剩问题联系在一起？这需要使出报道、撰写和论证的全部技能，还要加上新闻行业的一些“诀窍”。
新闻界还面临着另一种现象，世界已进入一个普及传真机、计算机软件的时代。
美国人不久将拥有具有数百个频道的电缆电视系统。电话公司可能要进入信息业。传统的传媒作为事件与公众之间的中介的作用将进一步下降。在这一堆令人眼花缭乱的通信手段中，应注意什么和怎样去注意呢？从谎言中去筛选真相，从宣传中筛选事实，从辩论中筛选出观点，将变得比以前更加困难而且更加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