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斯科商业学院看苏修高等教育如此堕落

【本刊讯】苏联《列宁旗帜报》一月二十七日刊登了谢利亚平的一篇题为《恶性循环》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村镇佩尔洛夫卡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月三日深夜，在莫斯科商业学院的公共宿舍里，阿利汉·巴加耶夫强迫同居的女学生塔马拉·兹尤齐娜从五层楼的窗户里跳下去了。
在生活的年代里，她有许多东西来不及知道、看到、感到和经受到。但是，短短的生活使她学会识别那儿是善，那儿是恶。塔马拉在入学自传中写道：“我的祖父，老布尔什维克，教会我区别真正的人和败类。”
几个游手好闲的人很早就追她，恫吓她和她的朋友。她对姑娘们说：“你们怕这些败类干吗？”她公开拒绝了这些追求者的要求。
巴加耶夫的罪行当然是完成了一个已使部分大学生陷入的恶性循环，这部分学生被一小伙道德败坏的人弄糊涂了。
院长办公室倾向于认为主要是那些没有保证思想教育工作达到应有水平的社会组织有过错。院长霍林显然认为，他在指示中对犯罪者颁布的严厉措施是足以使自己免受批评的。
党委并不是没有根据地认为主要过错在于行政部门。党委会议主要讨论了公共宿舍的混乱。但很少讨论关于教育工作的普遍性，这就陷入废话连篇地谴责宿舍管理主任帕夫洛娃，如果相信大家意见的话，帕夫洛娃就是所发生的事件的祸首。
党委书记谢拉耶夫反对把酒鬼和懒汉作为莫斯科商业学校的学生，这就结下了仇敌，成为中央联合社学校处的很不受欢迎的人物。在党委书记谢拉耶夫工作的五年期间，向学院派遣了一个又一个的委员会，蓄意检查他领导的苏共党史教研室的活动。
半年前霍林代替被解除职务的巴科夫教授成为学院院长，遗憾的是，他来之后，反对不称心的书记的“秘密战争”并没有减弱。在召开总结选举会议前夕，这里制订了一个旨在使谢拉耶夫‘“落选”的作战计划。正当内讧在最高一级进行得十分激烈时，在下一阶段另一种自发势力就强大了。这里，用商品学家的话来说，就是把教师的职责进行了“重新分类”。
许多教师值得严加指责，因为他们把自己教育学生的工作仅限于课业方面。大部分教师不再到大约住了一千五百学生的宿舍去了，对共青团委员会提出帮助他们对未来的商业合作社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的大量请求置之不理。
现在很难说，究竟是谁在学院为滋生各种各样的争吵和流言制造了温床。成年人、学者互相中伤，仿佛这就是他们的直接职责。一贯消息灵通的《马路新闻社》一会儿散布流言，一会儿造谣，一会几又制造出其他种种耸人听闻的事。
在学院的公共宿舍里，热闹地进行着进口女用上衣的投机买卖，酗酒成为许多学生的必不可少的特点，亲密的关系是同这些轻浮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已经不使任何人感到奇怪。公共宿舍成了游手好闲人的方便的庇身之地，他们在这里酗酒作乐，甚至胡作非为，有时甚至在女生宿舍过夜。
不修边幅、粗野、虚伪成为一部分学生的行为准则。学院里没有任何人对这种蜕化堕落现象进行彻底原则性的、彻底贯彻始终的抵制。在这里提一提扎乌尔·基亚契夫持刀打架的事件。它几乎造成死人的结局。医生抢救了受害者，而凶犯仅判一年徒刑。当基亚契夫服满刑期回来的时候，他在学院复学了。现在，他又犯了罪，受到通缉。祖拉布·卡塔马泽的丑恶行为也是大家所记得的。他在公共宿舍常常酗酒，拦住女学生不让走。而在莫斯科，在《清池塘》咖啡馆，他大吃大喝，殴打女服务人员。可是法院这一次又只限于实际上是象征性的惩罚。大家还记得阿赫迈德·霍拉齐，他由于副教授安德鲁谢维奇对他在商品学方面的渊博知识打分“不及格”，几乎要把安德鲁谢维奇的心挖出来。
这里有一些学生处于特殊地位。他们每月从父母那里获得巨额“学费”，在饭馆和咖啡馆跟气味相投的姑娘们消磨课余时间，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条获得高等教育的道路是最不吃力的。在会考中，他们很快发现考试证和菜目表有着本质的不同，当不及格的课目超过可允许的界限的时候，他们就被开除出学院。可是，过了一两年，他们拿着有关共和国消费合作社联合会的出色鉴定，重返莫斯科商业学院。过去被学院开除的三十九名学生中的许多人是这样，由于经常不及格和道德败坏而两度被逐出学院大门的阿利汉·巴加耶夫也是这样。父亲无限的补助金使他可以走遍天下，茫茫的道路把这个败类在新年前夕带到了佩尔洛夫卡，在那里，像他一样的文凭的热烈追求者们牢牢地筑起了安乐窝。
这是一些不能无视的事实。然而只要稍微作一些努力来使这些放肆的流氓就范，就会引起某些人士的纷纷责难，趁机瞎说这是“民族敌视情绪”。发生悲剧事件时的商业学院的情况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