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世情

【法国《费加罗杂志》周刊６月１２日一期文章】题：东京──不──祥之兆（作者维克多·卢潘）出门坐地铁在东京，无论是富翁还是穷人，也无论明星还是普通百姓，都乘地铁赶路，因为地面上交通太拥塞了，倒不如地铁来得便捷。
地铁干净、可靠、有效。可以说，若是没有地铁、东京就会瘫痪。
每天乘坐地铁者上千万人次！倘若东京也发生像巴黎发生过的地铁员工的罢工，那后果将难以想象。
我们的年青翻译洋子说：“看看这些闭目养神的人吧，这是在沉思。哪怕只坐几站路，他们也要坐下产闭上眼睛，这是因为有一半时间要在公共交通工具里度过。譬如我吧，我早上要坐两小时地铁，晚上又要坐两小时地铁。这还不算多。大部分工作在东京的人都居住得很远，平均每天要在车里呆６个小时。”青年反传统
星期五的晚上，在新宿的步行街上，一些着黑色或是灰色西服的企业雇员三三两两地走着。他们最终情不自禁地走入一个小酒馆中。因为今晚，他们要在科长的陪同下使用企业给的钱在这里喝个痛快。２２岁的东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龙一酸楚地对我说：“我的父亲２０多年来就是这样生活的。当我现在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决不过他这种奴隶般的生活。像他这样生活的人有数百万。正是这数百万企业雇员造就了日本这个西方化的经济强国。”
３０年来，龙一这一代人是唯一敢于亮明自己观点的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敢于反抗自己的父辈，抨击被他们称之为“西方模式”的东西。而另一些人则不敢这样做，这部分人的行为作风特别“美国化”。我在离涩谷车站不远的意大利馅饼店中看到了这样的年轻人。龙一的一位朋友指着他的这些同代人说：“你看看他们吧。他们在重蹈父辈的覆辙。他们在疯狂地消费着西方的垃圾。”
像龙一这样的“新青年”，看来也许散发着左派的气味。可我刚刚看到的那些“美国化”的青年人却在走向另一个相反的方向。日本的新一代重新崇拜三岛由纪夫和他的悲凉的民族主义绝非偶然。如今，日本重又为失业、衰退和秘密移民等问题所困扰。青年人开始反抗，拒绝父辈留下的遗产。妇女起变化
社会学家房子是位２５岁的女性。她懂法语。因为法国的社会学是“世界一流”，她很想去法国听埃德加·莫兰的课，并称她已读了莫兰全部著作。在法国，这位女士可能被称作“左翼妇女”。可在日本不会。因为在日本，妇女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一个正处于变化中的群体。
在我们乘车前往明治神宫的过程中，房子对我说：“日本人活着就像个精神分裂病患者。在外面，他是个极为开放的人，而在家里，他又恪守传统。我和我母亲只相差１６岁，而她和我父亲则相差１５岁。母亲总是见他早早出去，很晚才回来，腋下夹着个装满材料的公文包。不知他何时才能不再醉醺醺地回家。我想你一定知道我们的‘企业酒精文化’吧。我的父亲曾是索尼公司的高级干部。在２４小时中有１８小时他是在为企业卖力。这种情形持续了３０多年。可在他５５岁的时候，他还是被他的公司一脚踢开。所有他的朋友都是这个下场。
“想想吧，像他这样的人有几百万。他们最终被淘空，被抛弃。连他们的妻子也不再恭恭敬敬地对待他们。妻子们开始互相串门。有一天，我偶然地听到了来我家聊天的我母亲的姐妹们的谈话。好家伙，听了这些谈话，我差点晕过去。因为，从她们的谈话中我得知，她们都有年轻的相好。而还在几年前，就日本妇女来讲，这种事连想也不敢想。她们把赋闲的丈夫称作是‘空垃圾筒’。我母亲也像其他人那样称我父亲是‘空垃圾筒’。这下您明白了吧，实际上，您所遇到的那些年轻人不愿意以他们的父辈为榜样，成为一些‘空垃圾筒’。”移民添混乱
我们随着人流走出了地铁原宿站的站口。“先生，先生。”有个人在我的肩上拍了一下问：“您要电话卡吗？”我转过身去。有个样子像是来自地中海地区的人把一摞电话卡递到我的脸前。他要半价把它们卖给我。原来这里形成了一个小市场。
东京人称之为“伊朗人”的一伙人正在这里兜售偷来的电话卡、色情录像带、照像机和印度大麻。经询问，这里不仅有伊拉克人，而且也有巴基斯坦人、土耳其人、甚至是巴勒斯坦人。在经济危机的同时，日本人也看到了偷渡者的涌入和由此产生的犯罪现象。
无能的警察眼瞅着这一新景观却无动于衷。这个历史上一直对外国人关闭的国家，既无有关法律，也不知如何来同这一世界性的现象作斗争。对移民小贩们，日本人只是惊愕地看看，什么也不说地走过去
。
一个震耳欲聋的喇叭声撕裂开灼热的空气。我转身去看，只见一长串黑色的小轿车、小卡车，全都插着日本国旗，正缓缓驶来。车后跟着好几辆警车。
在小卡车上，站着一些头缠写着“神风”二字头带的年轻人。高音喇叭在不停地吼叫着什么。我竭力想弄清喇叭在说些什么。我终于听清了一句话：“日本属于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