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际论坛报”周刊报道西哈努克盛赞我国建设成就：说中国的惊人跃进已成为亚非国家的决定性刺激因素

【本刊讯】巴黎“国际论坛”周刊９月１９日刊载该报金边特约记者的文章：“柬埔寨和中国”。全文如下：
西哈努克首相从中国归来，受到人民的狂热的欢迎。但是，使观察家们感到吃惊的是亲王本人的兴奋。他刚刚下了飞机，就以十分称赞的口气向大家介绍中国的成就。亲自听他讲话的人才相信他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如此钦佩。为了“用事实表明”他所说的话，亲王要求北京当局给他寄去一些纪录影片，并且在金边举办一个工农业展览会。
如果说，中国的领导人给了这位柬埔寨领袖以很强烈的印象，这还是说得很不够的。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又一次坦率地阐明了他们对柬埔寨的政策，即是：以潘查希拉五项原则和万隆十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没有交换条件、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没有任何歧视的经济援助：“中国对于美国给予柬埔寨的援助并无恶感，中国相信地希望在这个方面展开竞赛”；中国支持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共产主义学说确实是同君主制度原则不相容的，但是，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乐于支持一个能够实现它的人民的愿望的国王，而不要一个出卖民族利益的共和国总统”。
但是，每一天都显得更清楚：成为那些希望达到经济和政治独立的亚非不发达国家的决定性刺激因素的，正是中国自己的惊人跃进。事实上，所有的见证人，其中包括西哈努克亲王，都一致赞扬中国人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内的巨大成就。
意义深长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发出的行动口号：“在１５年内在工业生产上超过英国！”这诚然是大胆的计划，但是完全能够实现，所有从中国回来的观察家们都看到了惊人的增长速度。特别是一年以来，在一次广泛的政治教育运动以后，一切生产纪律都被狂热地突破了。
例如，在工业方面：同１９５７年相比，１９５８年的最初六个月出现了下列的巨大进展：一月份增加１４％；二月份增加１８％；三月份增加２９％；四月份增加４２％；五月份增加４６％；六月份增加５５％。超过计划指标的劲头如此之大，以至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１９５８年），各种计划就不得不多次修改：工人们常常发奋地超额５０％以上；一些先进分子甚至在几个月之内达到了五年的指标！
但是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发展速度和惊人的跃进确实使那些农业经济国家的领导人感到目瞪口呆。上个月的大米收获比去年增加了１００％。每公顷的最高产量高达３３２吨，而在土地改革以前人们只能收获两吨。在小麦方面，中国已经比美国多生产二百万吨。
但是，谈数目字还不如强调指出，在一个绝大部分人口是农业人口的国家（六亿四千万人当中有五亿农民）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的决定因素。让我们试用下列的几点设法把情况概括一下：
一、中国政府善于在农民群众中动员人们预料不到的力量。不管采取的方式如何，所有观察家们都一致认为，这些以百万计的人们在拼命工作中有着真正的劲头和有觉悟的热情，而领导人有时却设法要限制群众过分的干劲。群众的创造性受到毫无保留的鼓励：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鞍山钢铁工人的近十万个改革和九万条农民改进农业工具的建议都被采纳了，而且在全国推广。
二、人们不可能否认土地改革与合作化运动在增加农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中国人也以值得称赞的气魄干事情。一些每一个包括二十个到三十个合作社的“人民公社”，已经差不多在各个地方现出了，标志着走向集体化的新的一步。
三、但是中国进展的最独特的一面，就是这个主要是农业国的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首先有依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大力援助而十分迅速地建立起来的大工业：中国现在就能制造喷气飞机，而且在不久将生产第一辆小汽车。可是，小手工业生产在工业发展中，就是一个可观的因素，而中国的领导人就在这一方面表现出很人的智慧，这种智慧是建立在对于他们人民的巨大的力量的深刻了解上。发出了口号：“某一个村庄应该依据自己的能力而拥有自己的工业！”只几个月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就有三十万以上的小型工厂、矿场、手工艺式的机械作坊投入生产。例如在“超英”人民公社，农民不要任何外来的财政援助，就建立起四千三百五十座小型工厂、炼铁厂、水泥厂、化肥厂……！让我们在这里指出城市知识分子的贡献。一年以来，三百万以上的知识分子已经去农村过农民的生活。他们帮助农民学文化、从事技术训练，而另一方面，体力劳动使他们抛弃了一些有害的成见，并且使他们的政治嗅觉更加敏锐。事实上所有政府负责人从毛主席一直到普通的公务员，每年都参加生产四个月……
因此人们懂得为什么中国的经验吸引了那些在经济上薄弱的国家。周恩来把他的“窍门”告诉了西哈努克亲王：“首先是摆脱奴役统治的残余——自卑感。要相信自己的人民；艰苦地工作以便巩固经济独立和在以后无例外地不要任何外国援助。”
当然，“困难”在于要能够动员国家的有生力量，要“解放人们的体力和脑力能力”。西哈努克亲王从回到金边以来，就积极从事于这项工作。首相的一道命令要求政府的一切工作人员和成员每年进行体力劳动一个月。在９月７日，两万名“行政人员”、士兵、军官、大臣都劲头很大地参加了一条公路的修建工作。
也许，破除群众的漠不关心态度，这样还不够。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在中国：“生产力的解放”是在“生产关系”的大改变以后而来的。然而在柬埔寨王国的情况下，人们应该承认西哈努克亲王所奉行的政策的积极面：一个很珍视自己的独立的不发达国家明确地认识到了它获得发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