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

【美国《纽约时报》６月２０日文章】题：繁荣：同文化的联系（作者劳伦斯
·哈里森）
俄罗斯、埃及、阿根廷和老挝等各种国家现在都在努力打入世界市场。它们应该记住，一个国家的经济财富不单单由政策、技术、自然资源或其他人们经常提到的影响因素所决定，还有另外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文化。
几十年来，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西班牙和巴西都采用了重视国际市场的政策，并且都经历了经济“奇迹”。这意味着这种政策是一根魔杖吗？较为仔细的研究表明，这种成功差别很大，而在解释这种差异上，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东亚的奇迹反映了高储蓄与投资、生气勃勃的企业、通过技术改进迅速增加的工人收入、失业少及日益公平的收入分配。
西班牙和巴西的奇迹表现很不相同。西班牙经济发展速度约为东亚的一半，尽管西班牙有很丰富的资源，有利的地理位置，并且自１９８６年以来加入了欧洲共同体。但西班牙的储蓄仍少于东亚，更多地依赖外国的投资及旅游者，失业率高。
自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８０年，巴西和东亚各国发展一样迅速，但它储蓄少、从国外借钱多。它受到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的困扰，而且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其经济发展速度大大放慢。
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种差异。东亚的成功──包括日本──很重要的原因是“儒教”（社会的精神特质还包括道教和崇拜祖先的因素）。这些价值观强调工作、教育、美德、未来和节俭。它使人回想起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引为工业革命动力的新教道德观。
西班牙和巴西较少引人注目的经济表现反映了传统的伊比利亚文化残余的影响。例如，正如我在《不发达是一种思想状况
──拉美概况》一书中论证的那样，那些文化残余注重现在和过去，而不是将来，倾向于把利润看成不正当的，并经常更多地把经济创造力看成是一种威胁，而不是一种好事。
文化还能有助于解决其他经济之谜。例如，许多人奇怪为什么直到最近中国人在国外比在国内成功得多？答案在于儒教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中商人则处于底层。如果窒息作用被消除并鼓励经济活动，儒教的积极方面将像新教道德观一样，就会释放出来。
同样，文化有助于解释多种族社会的经济状况。例如在美国，儒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后裔取得了最高成就。
文化不是经济的唯一决定因素，东亚的奇迹是好的经济政策刺激的结果。但认为文化与此不相干的许多经济学家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