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圈中人

【美国《纽约时报杂志》周刊６月２０日一期文章】题：谁的影响大（记者威廉·萨菲尔）
克林顿上任之初，他以华盛顿外来者的身份，不无讽刺地讲到华盛顿的人事变动：“权势者争权夺利，总在算计谁进谁出，谁上谁下。”这番贬低的话并未跳出传统的框框，而领导人总不愿外界猜测内部的权力斗争。李尔王讲的“可怜的弄臣对宫廷的议论”，他说的基本上是“谁输谁赢，谁进谁出”。有上有下
克林顿就任总统３个月后，仍然嘲笑“某某上去了，某某下去了”的消息是“政治烟幕弹”。但是，不久以后，他就后退了。
他承认，“我们认为这里有必要稍稍加强一下协调”，他宣布给办公厅主任麦克拉蒂配备第二位助手，以便使总统儿时起的最好朋友有机会提供政策建议，至于哪方面的政策建议，没有说明。
我们这些谈论宫廷新闻的可怜的弄臣可以看出，肯定有人上了（这次是副总统戈尔最得力的助手尼尔），有人至少被认为是下了（这次是彬彬有礼的麦克拉蒂）。
这是克林顿调整权力组合以适应治理政府的现实和对付人们对政府早期意识形态变化的消极反应的第一个公开迹象。
两个星期以后，克里斯托弗态度的变化和总统的理发风波使克林顿的声望一落千丈，人事变动因此而加紧了。
总统认定问题出在对外宣传上，决定让被新闻媒介攻击的斯特凡诺普洛斯退居后台，把尼克松、福特和里根政府的三朝元老格根推到前台。
多样化的良好愿望和周到的政治权衡已经让位于个性的力量和公众的好坏判断。
人事安排表上的格子和虚线正在简化为“我们能信任的人以及同我们拴在一起的人”。重用心腹
克林顿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把政府最大的权力交给两个他不能辞退的人第一夫人希拉里和副总统戈尔——的总统。
他也不能解除他的莫逆之交、办公厅主任麦克拉蒂的职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私的麦克拉蒂以及另一位知己斯特凡诺普洛斯才被提升到更受器重的顾问位置，另一些人作为“榔头”和“超级说客”插了进来。
据说克林顿的另一个心腹林赛曾想当办公厅主任，但是总统夫妇认为他的管理能力不如麦克拉蒂，而让他担负为政府物色忠诚者和少数民族及妇女代表的特殊使命。
一些观察克林顿的专家曾估计执行纪律约束的角色会由３３岁的伊曼纽尔担任，但是这位为克林顿竞选筹款上亿美元的芝加哥人仍担任政治主任，负责白宫每天下午５点的会议。他手下有现在主管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威廉、搞民意测验的格林伯格、新闻助手兼讲演撰稿人德雷尔、新闻秘书迈尔斯以及竞选顾问卡维尔和贝加拉。
这些人是形象保护者和长期的竞选助手。他们的目标正如伊曼纽尔所说，是“使克林顿成为自罗斯福以来第一位连任的民主党总统”。
在白宫的一次午餐会上，有人问麦克拉蒂：“你是那位选择４月１５日作为提出增值税日子的天才吗？”麦克拉蒂大笑起来。据悉，这位天才是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唐娜·沙拉拉。她没有什么值得兴奋的：希拉里剥夺了她卫生方面的职权，把它交给了克林顿夫妇的老朋友马加齐纳。
与此同时，公众服务改革在今年春天提交的预算中没有得到分文。克林顿身边的人说，马加齐纳“狭隘但深沉”，影响很大。
目前地位低于沙拉拉的阁员只有负责公用事业的黑兹尔·奥利里。她当上能源部长是因为前参议员沃思一篇有关参议院的批评文章遭到参议员的痛斥。现在沃思在国务院管制毒品，而奥利里夫人并无实权。
民主党政治顾问卡维尔告诉我，在克林顿身边，“下即为上。你撰文说我受到冷落，如果克林顿看到了，下星期我就会随同他一起旅行。克林顿看到室内最脆弱的人，就要保护他。”
内政部长已经得到这种保护。克林顿特别赞扬巴比特的忠诚与耐心。如果在内阁降即意味着升，那么巴比特、沙拉拉、奥利里夫人都该升了。实际上，巴比特是最高法院一个空缺的第一人选。政坛老手
多数政坛老手在克林顿的内阁混得不错。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西斯内罗斯被认为是政府的一位有说服力的发言人。
内阁里另一位拉美血统的成员、运输部长培尼亚也是这样。本世纪密西西比州选送国会的第一位黑人埃斯皮最初在农业部受到轻视，现在据说还不错。这３位算不上主角，但在权力的排名榜上都还可以。
商务部长布朗也是这样。在同日本谈判中，布朗和贸易代表坎特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在安排布什—克林顿—佩罗电视辩论中，温和的布朗就利用过坎特的暴躁，迫使布什班子的人接受他们的方案。他们希望在贸易失衡的问题上对日本人采取同样的做法。
一位阁员透露了克林顿主管行政部门的一个秘诀：“如不委以权力，亲近则是最重要的。”
新总统把一帮亲信带到白宫，同他们一起挑选各部官员，给那些多半尚属陌生的人以官衔，但不愿把实权交给他们。
例如，在希拉里挑选的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司法部长任命之后，雷诺发现实际行使司法部长权利的是希拉里在阿肯色法律事务所的伙伴哈贝尔。在灾难性的韦科事件发生之后，白宫不是找她商量，而是找他们信任的司法部副部长哈贝尔商量。雷诺向记者抱怨，事情发生后她不能直接找克林顿谈。戈尔其人
副总统戈尔日子过得不错，但他尽量不表露出来。
他相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严肃近乎神圣，他直到最近才活跃起来。他在私下不像国务卿那样冷漠，也不像国家安全顾问那样含糊其词。
有一天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外碰到他，开玩笑地问他：“你是不是常来这里？”他说：“常来。”
作为华盛顿的老手──戈尔的父亲是参议员，戈尔本人也在参议院呆过８年，戈尔帮助总统熟悉首都的各种隐晦的东西。
例如，在总统向国会发表国情讲话以前，戈尔指出，在要求变革时，可能只有一半人站起来鼓掌，不要指望所有人都会作出积极的反应。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当天晚上总统打电话感谢戈尔预先告诉他这一点，不然他看到那么多人坐着不动，真要发蒙了。
更重要的是，戈尔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愿意在太岁头上动土的人。克林顿在初期讲到对外政策时曾对本报记者说，他要消除同伊拉克冲突的“个人成份”。
这意味着改变布什政府以萨达姆为目标的政策。记者作为政策变化报道了，克林顿非常气愤，坚持说没有变化。
克里斯托弗在国会作证时与总统保持距离，带有学者风度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莱克不是那种闯进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坦率陈言的人。只有戈尔穿着衬衣进去，说他第二天要上电视访谈节目纠正立场。鹰鸽之争
在对外政策的制订方面，谁对克林顿的影响最大？迄今为止有两大决定，一个是关于叶利钦的；另一个是关于波斯尼亚的。
在第一个问题上，克林顿在牛津大学的同室好友、国务院负责前苏联问题的塔尔博特极力主张同叶利钦举行首脑会谈。莱克在这方面听塔尔博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说莱克怕塔尔博特。
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必定怀疑塔尔博特觊觎他的位置，他像往常一样谨慎，但是倾向于让叶利钦在世界出一次风头。
国防部长阿斯平必定怀疑中央情报局长伍尔西觊觎他的职位。同戈尔一起明确支持首脑会谈。克林顿最后会见了尼克松，确定了支持叶利钦的立场。
在波斯尼亚问题上，莱克、阿斯平和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是鹰派，克里斯托弗和鲍威尔将军是鸽派。戈尔通常不发表意见，而是推销克林顿的决定，但是一旦向总统提出建议，也是咄咄逼人的。
克林顿倾向鹰派，主张解除对穆斯林的武器禁运并对塞尔维亚进行空袭。但他的错误在于宣布美国不单独行动并派克里斯托弗到欧洲磋商，从而给欧洲“否决权”。克里斯托弗欧洲之行失败了，奇怪的是他对总统的影响反而加强了，同克林顿夫妇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夫人影响
希拉里的影响无所不在。她显然认为，医疗保健对克林顿政府的重要如同社会保险对罗斯福以及高速公路对艾森豪威尔的重要性一样。
迄今为止，最激烈的斗争是医疗制度改革与预算的关系。预算局长帕内塔要求把最重要的事摆在最前面：本财政年度同国会就税收和开支达成协议，到秋天再考虑第二步──医疗制度改革计划以及随之而来的税收。希拉里不同意，坚持要求在预算通过后马上提出医疗制度改革。
希拉里在这方面输了，但她在经济计划上赢了，而且政府任命的大多数官员都能感觉到她的影响。
希拉里在对外事务方面不表态，但一些知情人说：“他们无所不谈。”据说这位致力于医疗制度改革的第一夫人主张少管闲事，集中处理美国的事。
目前希拉里的影响超过其他所有人。
克林顿的工作人员说，“要是希拉里在这里”，要是她不一心扑在医疗制度改革上，近几个月的失误可以缩小到最低限度。
但是希拉里以激烈的言辞和鲜明的党派观点，猛烈攻击提供医疗保健的“特殊利益集团”。在总统压缩开支的时候，第一夫人要求增加医疗保健计划的开支。
要保住影响并不容易，但是在研究影响力的专家看来，动荡不定自有它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