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东方经济学家”就我讨论人民内部矛盾宣传我国在经济方面遭到困难

【新华社新德里航讯】印度“东方经济学家”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４日登载了一篇文章，摘载如下：
这个月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消息都有一种稀有的，几乎是不能置信的腔调。看起来好像无论在政治战线上或是在经济战线上，在中国的团结这个光滑而太蒙人的表面上已经出现了一些裂痕。当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几乎在整个１９５６年事情看来都不坏，特别是在工业生产方面），现在被称为“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对立”的那些东西的发展步调似乎受到了抑制。……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今年３月间实际上就已经写到“某些人陷入了悲观和失望”的问题。如果像在印度大量发行的那些官方刊物所说的那样一切都很顺利的话，那又何必有这种悲观和失望的情绪呢？
仔细研究过本地政治经济新闻的人们可以引经据典地证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进展都发生了严重的停顿。
在政治发展的性质方面看来好像是存在着某些忧虑，但是看来大部分的不满基本上是经济方面的。关于布匹的生产和消费最近下降的情形，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详细的材料。过去根据较大的定量确定的定量供应制度已经失败了。即使是最高的平均消费数也肯定应该认为是不足的。北京一家重要报纸曾经说过下面这么一番话：“在目前的生产基础上，每人可得到的棉布是不足的；每人还不到三十市尺，刚刚够做一套棉衣或是两套单衣。要满足人民衣着的需要这显然是不够的。”也许可以加上一句：这比印度联邦的每人平均消费量要低得多。
布匹的这种情况似乎也愈来愈适用于食粮方面的情况了，虽然在这方面各种消息非常矛盾，很难断定事实上印度目前是否比中国强一点。中国有两套数字，一套根据的是同执行结果毫无关系的指标或者估计数字，另一套——绝大部分是非正式地搜集起来的——是以各区实际执行结果加起来的总数。有些研究后一套数字的外国学者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中国的农业在最近一年中并无任何进展。很奇怪这和我们印度的经验是很相似的。也许是因为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季节因素压倒了最近几年来投资的成果。但是无论如何，认为中国合作耕作制已经创造奇迹的看法是没有足够的证据的。
看来，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制度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困难阶段：在开初的热情和可喜的两季之后迅速见效的阶段已经结束了。两国的制度——而且看来集权主义制度在这一点上并不比民主制度有什么好处——现在遇到了某种内部的抗拒。印度还有政府同批评它的人之间可以进行自由辩论的好处；中国要用含蓄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进行讨论却有着极大的困难，因为中国的农民现在不会，而且永远也不会对马克思主义感到兴趣。虽然这种人为的开导过程的性质和苏联的情况不同。但中国的说服办法并没有碰到更好的命运。
这种情形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观察家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它倒有点悲剧的味道。事情是否已经到了这两个按人口平均计算最穷困的国家遭遇到比任何其它国家更大的困难这样一个阶段呢？让那些关于制度问题的堂皇的辩论随便在哪里纠缠不清吧。不幸的就是，当这种空洞的辩论无止无休地进行的时候，世界上最穷困的人们的困苦生活仍旧在继续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