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刊评价七国首脑会议

【日本《读卖》杂志７月号文章】题：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的作用（作者桃山学院大学社会系教授森本良男）七国首脑会议的由来
即将在东京举行的发达国家首脑会议是发达国家首脑的第１９次会议。第１次会议是１９７５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提议召开这个会议的是法国当时的总统德斯坦。他本想把会议开成一个各国首脑就世界未来进行推心置腹地交谈；主张不发表声明和宣言之类形式主义的东西，并且主张不作会议记录。但是，日本等国首脑想要对国内“有个交待”，反对德斯坦的意见，最后，德斯坦只好妥协。
如上所述，本来是想把发达国家首脑会议开成各国首脑在一起探讨共同的信息、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目标的会议。但是实际上，发达国家首脑会议越开话题越转向当前的政策应如何办，经费由谁负担、负担多少等问题上，即会议讨论的问题越来越琐碎。会议成了各国首脑面向新闻媒介和国内表现自己的场所。其结果，发达国家首脑会议原本打算讨论世界命运这个大命题的“创世纪”之志日益淡漠。会议发展的三个阶段
回顾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７０年代后半期的第１次会议到第５次会议期间，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国际政治和经济体制发生动摇，发达国家如何共同采取对策，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其背景是，７０年代前期发生了第１次石油危机和国际货币制度的混乱。人们认识到，已经不能依赖“美国控制下的和平”这种国际体制了，只能靠主要发达国家共同发挥领导作用，共同分担责任。
但是，以１９７９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和１９８１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为转折，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上反映东西方对立的政治色彩日益浓厚。在第二阶段的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上，特别从１９８３年在美国的威廉斯堡举行的第９次会议以来，利用该会议显示西方团结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９０年代可以说是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的第三阶段，因冷战结束，该会议的性质为之一变。１９９１年的会议邀请了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去年又邀请了俄国的叶利钦总统。发达国家首脑会议将成为超越“西方”这个框框限制的会议。
过去，发达国家首脑会议大致上起两个作用。其一是维持美国已无法一手遮天的战后体制的作用，这是第一阶段的中心议题。其二是东西方对立的“总司令部”的作用，这在第二阶段表现得很明显。到了第三阶段的９０年代，如何建立战后体制崩溃后的世界新体制成了会议的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冷战结束以后的发达国家首脑会议发挥了要对建立世界体制负起责任的当初本来想发挥的作用，并迎来了发展这个作用的时期。在东京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上需要有那种“创世纪”的紧迫感。“财主俱乐部”的责任和义务
参加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的美国、加拿大、欧洲共同体国家和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加起来约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７０％。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简直就是“财主俱乐部”。正因为参加发达国家首脑会议国家支配着世界７０％的国民生产总值，所以我认为他们有对世界的未来作出设想，并去努力实现设想的巨大责任和义务。
在冷战时代主要是美国和苏联相互对立，但是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已经失去了尽这种责任和义务的能力。为新世界作出设想，并去实现这个设想，只能靠参加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７０％的那些国家的力量。
在去年７月的慕尼黑发达国家首脑会议后，法国的某家报纸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迷了路的七国首脑》。文章说，突然失去了苏联这个“敌人”的西方发达国家首脑是失去了战斗目标，迷了路。
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的作用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那么发达国家首脑会议在冷战结束和共产主义崩溃这个历史上罕见的巨大变革期将如何变化呢？它还能一直存在下去吗？
我认为，正是因为处于现在这样的变革期，发达国家首脑会议才有用处，它的作用和责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因为有如下几点理由：
第一，在冷战结束后的巨大变革时期，能够经受其变化的考验，拥有勉强维持世界格局能力的稳定势力只有聚集在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上的这些国家；第二，现在只有发达国家首脑会议能够全面地讨论冷战后的世界形态，提出新设想和战略，并探讨实现新设想和战略的途径。
本来联合国应起这样的作用。但是联合国太大了，行动不灵活，难以推心置腹地交谈。再加上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针对战后世界而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有许多方面已不适合于现在的国际形势，有必要对其改组。
南方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要求以不结盟国家代表资格参加东京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的确，发达国家如何听取南方各国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将来必须从组织上加以考虑。但是，当前还是把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作为发达国家讨论政治、经济问题的场所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