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对人权的原则和实践实行对话

【美国《华盛顿邮报》６月９日文章】题：民主是人权的保证（作者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
人权在过去半个世纪内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如今它们的基本概念已不像前几年那样确定。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１０年前都认为人权是国际上应该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现在情况已不再如此。
普遍人权的观点受到强大的文化、政治、宗教和种族压力的冲击。许多政府喜欢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利益的方式给人权下定义。可以理解的是，其他一些政府则指出，过去给人权下的定义对于缺乏食品、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人来说没有多大意义。
联合国宪章要求联合国“重申尊重基本人权，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男女平等、大小国家平等的权利”。１９４８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公布了《世界人权宣言》。
从那时起，人权保护的范围扩大了：奴役制度、种族灭绝、酷刑和歧视等都被特别提了出来。更明确规定了受保护者包括：难民、无国籍者、土著居民、妇女、儿童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与此同时，人权的概念也扩大了，从单个人的权利扩大到公民权和政治权利。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扩大到各方面的发展权利，以及生活在一个健康的星球上的权利。
去年，在人权问题上出现了惹人注目的新起点。正如在萨尔瓦多进行的调查和在那个国家派驻监督员的情况，人权已经与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职能结合在一起，主要通过“联合国土著人年”的活动，那些被忽略的特殊人口的需要开始被承认。我们首次利用联合国宪章的灵活性建立起国际法庭，审理在前南斯拉夫冲突中提出的战争罪行指控。正如目前在海地的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小组所做的那样，与区域组织合作的新形式证明是可能的。此外，秘书处已建立一个新的部门提供选举帮助。该部门成立时间虽然不长，但已对４６个国家提出的帮助选举的要求作出反应。接下来必须向政党、自由的报界、独立的司法机构和群众团体提供实际支持。
６月１４日在维也纳开幕的世界人权大会上，联合国会员国将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人权活动家们举行会议。在会议召开时，我们决不能忽略这些人：惧怕自己国家的作家、看到自己子女的生命及前途受到官僚们妨碍的母亲、知道自己即将遭到殴打或者更残酷待遇的村民。这是世界人权大会召开的目的所在。
我们怎样从世界会议的崇高讲台上对这些人说呢？我们如何得到他们的信赖和不辜负他们的尊重呢？我认为有四个因素：普遍一致、发展、民主和联合国本身。
普遍一致是人权制度的症结。这意味着全球参加和批准主要的国际人权条约。我们当代的人权制度继承了整个历史和不同文化对人类尊严提出的要求。它表达了世界伟大的哲学、宗教和文化的不朽主张。今天，它建立在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基础之上，同时使所有国家的人民能够参与塑造和分享他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
我们必须记住，压制势力常常用例外情况的说法来掩盖他们的不道德行为。但是人民自己一再清楚表明，他们谋求而且需要普遍一致。一个人要在其文化范围内保持人的尊严，就需要有越过文化、信仰和国家的界限的普遍一致的基本标准。
其次，发展完全有理由被认为是一种人权。新闻自由对于基本上是文盲的人口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以前否认这种联系的国家已开始承认公民权、政治权和经济权有着彼此相互加强的性质。富国最好在公开的论坛上承认，它们也常常忽视了基本的发展需要，并且承认，人权不能在一个人民很穷的社会发扬光大或得到尊重。
民主是人权的保证人。社会越穷，就越不关心人权。社会沿着社会经济进步的道路走得越远，就越充分地遵守人权。但是，这不应该意味着人权必须排在发展之后。使公民作好准备参加他们国家的发展的最佳办法是承认人的尊严和人权。取得进步的物质手段可以获取，但人力资源──熟练的、精神饱满的工人──却是不可缺少的。
除非社会信奉和捍卫人的尊严，否则就不能达到发展所需的工作质量。尊重个人的权利是激发其精力和专心致志精神的最佳办法。而且只有人权受到民主体制保护的社会，才能保持长期发展。开放的社会能使它的人民让政府负起责任。只有致力于言论自由的社会才能揭露那些企图掩盖其威吓和贪污腐化行为的当权者。
人权的原则和实践都受到了压制。现在是进行认真的讨论、实行悄悄的外交和采取逐步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时候了。
不能自上而下地强加解决办法。建议设立新的机构、设置高级职位、制订更多的程序和建立永久性的论坛，这些建议虽然值得钦佩而且是好心好意的，但可能会在目前要求开明大度和有灵活性这样一个时候引起不满和抗拒。现在是实行对话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