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迟五年的遣返（四·完）

从莫斯科归来后，海涅曼鼓励魏茨会长通过自己的代表机构在莫斯科行事。魏茨向海涅曼说明，阿登纳阻拦红十字会。海涅曼于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７日愤怒地致函阿登纳总理，他要求阿登纳保证红十字会“完全的行动自由和给予它全力的支持”。
多亏了海涅曼理事和柏林大教堂教长的共同努力，１９５５年春季，魏茨会长意外地受到苏联驻东柏林大使普希金的邀请。在１９５５年３月２６日的一次长谈中，普希金大使暗示苏联的政策会有变动。德国红十字会可以指望在莫斯科举行会晤。谈判中峰回路转
在１９５５年５月联邦共和国成为主权国家，苏联政府邀请阿登纳来莫斯科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事宜。阿登纳接受了邀请。他自１９５０年以来首次将战俘问题列到同苏联谈判的议事日程上。
在１９５５年９月举行的扣人心弦的会谈中，苏联政府首脑布尔加宁元帅不留情面地指出，９６２６名没有被遣返的德国人是“已经丧失人性的人，是一些暴力分子，纵火犯和杀害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凶手”。
当会谈面临破裂之时，社民党议员卡洛·施密德设法取得了突破。他谈到德国人对俄国人民犯下的那些罪行在“世界历史中也许都罕见”，谈到那些不愿阻止希特勒政权的人们的责任和德国人为此感到羞愧。“我不是呼唤正义。我要呼吁俄国人民宽宏大量。”施密德不是为被判刑者，而是为这些人的妻子、子女和父母请求：“请您开恩！”苏联党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自发地作出反应：“这是正确的言辞，也是正确的方式。”不久，在正式会见时，苏联领导人向阿登纳发誓，释放所有滞留人员。阿登纳却为此付出了痛苦的代价：与莫斯科建交。但是，他坚持要苏联书面保证遣返战俘。
看样子联邦政府认为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俘历史”的科学文献汇编的课题已经完成。这份文献汇编是联邦政府搞的，但是，经过长期的犹豫──外交部担心会影响东方的缓和政策──才同意公开使用。至少库特·伯梅教授在文献汇编的最后一卷中隐藏了一句简直可以引起轰动的话，他解释了为什么１万名被判刑的战俘必须等到１９５５年才能被释放：“事实是明摆着的：政治多年来在双方一直阻碍着人道主义。”
（四·完）
（王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