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迟五年的遣返（三）

魏茨回信说，他不抱任何幻想，但他认为要顺应民意，美国人也会正确理解这一点，分期解决方案可以证明任何一种尝试是有效的。３月，魏茨与阿登纳会见，两人都固执己见。阿登纳唯一同意的是同其他红十字会的接触，目的是为了让它们在莫斯科进行调解。为了破坏阿登纳的计划，魏茨会长暂时同意联邦政府的建议，在瑞士会晤印度总理尼赫鲁，由他作为中立者在莫斯科调解。因此，魏茨必须等候尼赫鲁的答复。然而，尼赫鲁根本没有答复。莫斯科宣布特赦
在莫斯科造成奇迹的不是阿登纳，而是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７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人民起义。８月，也就是动乱之后不到两个月，克里姆林宫邀请一个来自东柏林的代表团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红十字会代表到莫斯科谈判。不久就宣布，将通过一次特赦免除德国战俘的服刑，只有那些对和平和人类犯有特别严重罪行的人除外。但是，特赦多少人没有透露。
到１９５４年１月，共有约１．７万名战俘归来。他们都被释放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些打算在西部定居的战俘被迁往弗里德兰收容所。
１９５３年５月，德国红十字会会长魏茨鼓足勇气，给苏联红十字会会长瓦西里·肖洛科夫写了一封信。１９５３年秋天，在第６次遣返完成之后，遣返战俘的工作停顿下来。恰好在这时，魏茨会长已在苏联人的眼中威信扫地，因为波恩利用寻人组织的统计数字又开始了一场针对莫斯科的新的宣传攻势。
正当德国人揣摩是否所有的战俘真能放回来时，新闻媒介突然收到寻人组织邮寄来的名单。从中获悉，还有８０００被判刑者给他们的家属写过信。
１９５４年３月，魏茨收到从莫斯科寄来的邮件。肖洛科夫宣称，特赦战犯的遣返已经结束。但是，苏联红十字会并不反对同“西德红十字会”接触。会见的时间与地点没有定下来。
后来，会见被安排在１９５４年的夏天。由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莫斯科大主教出面邀请德国福音教会会议理事古斯塔夫·海涅曼。海涅曼到了莫斯科，惊愕地发现，德国红十字会还没有递交任何一份案例材料，尽管俄国人愿意至少就被拘留的平民作出答复。至于那１万名被判刑的战俘，政府愿“逐一地”实施人道主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