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迟五年的遣返（二）

大部分德国居民对他们的政府指责苏联人对他们的战俘犯下的过错肯定认同：苏联人从不透露战俘的姓名、不开列死亡者名单、强迫妇女劳动、限制通信、不让国际社会检查战俘营、拖延遣返、将平民驱赶出占领地区、严刑逼供以及集体判决的不公正行为。
波恩方面不考虑怎样就释放问题进行谈判，不呼吁战胜国宽宏大量，也不请求宽恕。因为联邦政府本身不允许也不愿意跟苏联谈判，它只仅依靠人道机构采取必要的步骤：如红十字会、教会、战争受害者联合会。
１９５２年夏天，在多伦多召开的国际红十字会会议上，苏联反对接纳德国红十字会，因为，它不能代表整个德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设有红十字会）。苏联人同所有其他代表团达成一项协议，给各国红十字会规定了人道主义的任务，即作为它们各自政府的中间人，“最大程度地”协助释放战俘。
这项决议是以德国代表团的一项提议为基础的，东道主加拿大支持德国的这项提议，并且呼吁其他国家赞成。德国人要求把所有政治和法律讨论先放在一边，以求得东欧国家代表团的赞同。当时，确实存在着德苏红十字会直接接触，以减轻战俘的痛苦和了解失踪者下落的可能。阿登纳大加阻挠
但是，德国红十字会会长海因里希
·魏茨还没有从多伦多返回，外交部就劝阻他不要自作主张。联邦政府内部否定了会议一致通过的这项协议，并因此使在财政上依赖于政府的红十字会陷于极为窘迫的境地。
显然阿登纳政府将它的战俘政策置于它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下，不会尝试一切可能，也不会让别人尝试。遣返者联合会从１９５０年３月成立以来，曾３次请求联邦政府向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战俘问题委员会特别会议的波恩代表团，派一位遣返者联合会的代表。但是，外交部每次都予以回绝，而不说明理由。阿登纳本人正是外交部的首脑。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遣返者联合会要求释放所有在东西方的德国战俘。联合会得到７００万在所谓的委托书上签名的联邦公民的支持。联合会建议再采取一些其他办法，“以便至少可间接地同东方对话”。于是，德国红十字会会长魏茨决心单人赴莫斯科，同苏联红十字会谈判。但是，联邦总理阿登纳来了个紧急刹车。１９５３年１月２３日，阿登纳作为波恩外交政策的负责人以书面形式“严厉告诫”魏茨。
阿登纳写道，他认为，计划中的行动是“完全没有成功希望的”。它“只能使许多不幸的人们空抱着希望，然后又痛苦地失望”。他“极为严肃地”警告，此举会招致外交风险，美国政府可能会怀疑联邦共和国。阿登纳希望，魏茨能放弃他的旅行计划。（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