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今日世界仍是多事之秋

【本报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度报告，本报５月２５日已作部分介绍，今日把其它内容编译发表如下，以飨读者。南亚：印巴矛盾难解
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普遍认为，全球性的重新调整将会缓解南亚各国的外交僵局。但是，印度—巴基斯坦关系，尤其是克什米尔问题，仍然是妨碍解决两国国内问题的拖累。
社会暴力和宗教暴力自８０年代中以来一直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祸害，１９９２年这两国的政治仍然受到这种暴力的极其严重的破坏。
印度和巴基斯坦谋求调整对南亚以外大国的政策，但没有取得什么结果。１９９２年初，美国和印度仍在努力建立一个美印联合军队指导委员会，并努力争取在印度洋举行海军联合演习。但后来印度和俄罗斯在新德里签署协议，拟定一项５年合作计划。美国作出的反应是扬言完全中止援俄和援印计划，并将在两年里禁止向这两个国家出口“敏感的”美国产品。
此外，在印度对中亚各个新国家的政策中起指导作用的因素，看来既有真正新的和很有力量的设想，也有长期以来对巴基斯坦的猜疑情绪。印度作出反应的主要对象是巴基斯坦对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采取的主动行动。
印度外交国务部长１９９２年９月分别对各中亚共和国进行短暂的访问，并分别同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贸易协议，并于１０月份同哈萨克斯坦举行了“共同安全”会谈。
就像印度的情况一样，巴基斯坦在范围更广的国际体系内所奉行的政策的连续性也是引人注目的。伊斯兰堡在１９９２年这一年里始终在努力重返美国的怀抱。中亚：种族争权夺利
决定最近１０年中亚局势的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不如说是种族渊源和派性。看来种族渊源和派性正在使中亚大改组。阿富汗战争期间誓不两立的敌对者原教旨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再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阿富汗，塔吉克族指挥官马苏德和普什图族领导人希克马蒂亚尔（两人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已经分别与本民族的共产党人结盟以便相互斗争。在塔吉克斯坦，这种激烈的战斗与其说是“伊斯兰”对付“共产党”的问题，不如说是地理实体（苦盏和库利亚布对加尔姆和帕米尔）之间的清算。
苏军从阿富汗撤退之后，两个敌对的主要大国便逐渐停止了对阿富汗事务的干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只剩下两个担心的问题：剩下的苏联战俘的命运和阿富汗向中亚渗透的危险。美国也丧失了对阿富汗政治和战争的兴趣。
该地区的４个参与者巴基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和乌兹别克斯坦仍在直接参与阿富汗局势。尽管每个国家官方宣布的政策都是要建立一个由联合政府领导的稳定、中立的阿富汗，尽管哪个国家也没有提出任何领土要求，但是每个国家都竭尽全力保留在这个国家的立足点，扶持各自的傀儡，同时又毫不犹豫地从战术上支持某些其他组织，从而破坏了建设一个稳定的阿富汗的可能性。
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对抗议活动的种种政治压制，清楚地表明现在的领导打算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稳定。
在中亚新独立的共和国还出现了这种以种族为界线的两极分化。
关键的因素是乌兹别克民族主义的强大。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共有２０００万居民，而哈萨克斯坦和阿富汗只有１６００万人口），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只有５００万人口。俄罗斯人不与乌兹别克人抗衡，他们正在离开中亚。哈萨克人也不能与乌兹别克人抗衡，他们都避免涉足南方。莫斯科的权力继续转移到塔什干从而加强了它的地位。
塔什干一直公开支持阿富汗的杜斯塔姆将军和塔吉克斯坦的前共产党，利用两个国家当地的武装民兵作为工具。目前它似乎还没有领土野心，但是，随着居住在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乌兹别克族的民族自信心的日益确立，塔什干的估价可能发生变化。实际上，日益发展的民族意识的强大吸引力将把阿富汗民族与他们在国外的同族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阿富汗和中亚的形势将取决于这种结果。日本：刺激经济复苏
宫泽喜一首相──他扮演着“日本”丸的船长在引导日──本通过一些波涛汹涌的水域时已证明是令人失望的。尽管自民党在１９９２年７月的参议院选举中取得了比预期要好的结果，但他显然对政治改革三心二意，不关心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且在处理重大的政治腐败丑闻方面犹豫不决，这些丑闻涉及黑帮、商人和大笔金钱。随着日本公众对领导集团的真空状况越来越失望，而且经济困难越来越大，宫泽喜一的受欢迎程度大为下降。
自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的石油危机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下降，而且出现了最严重的衰退。随着国内需求的下降，日本制造商再次转向他们最了解的领域──出口，而且借助汇率变动，以美元计算的贸易顺差上升到创纪录的水平。日本因资产投入而膨胀起来的“泡沫”破裂所引起的余震在股票市场感受最深。１９９２年８月股市价格达到６年来最低水平。日本政府宣布，为刺激经济而投资１０万亿日元的一揽子计划是规模最大的政府投资，有助于部分经济复苏，但因议会在政治丑闻问题上的争吵，使它推迟５个月而失去了绝大部分真正刺激作用。宫泽喜一把日本变成“生活方式的超级大国”的五年计划彻底失败了。日本人现在比任何时候的牢骚都多，他们不仅抱怨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且还抱怨他们的民主质量。
在持久的议会斗争之后，宫泽喜一总算设法通过了使自卫队得以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法案，而且一小部分部队已经到达柬埔寨。然而，在其他领域，日本人似乎仍然对国际事务的高速变化感到惊惶不安，无法对外交和国防政策采取新态度。
对外援助继续成为日本致力于国际秩序的主要渠道。日本重新赢得了世界上最大的捐赠国地位，而且保证在５年期间提供５００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付诸实施。美国：保持政策连续
尽管比尔·克林顿是第一位二战之后出生的美国总统，也是１２年来入主白宫的第一位民主党人，但在克林顿新政府的领导下，美国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将保持更多的连续性，而不会发生多大的变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美国人普遍认为，为了阻止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长期威胁的因素继续发展、为了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美国必须阻止任何大国在欧洲或亚洲建立霸权地位；美国人还普遍认识到，美国必须阻止西欧和东亚的强国彼此交战，必须维护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必须继续使西方得到中东的石油。反过来，这又意味着美国必须继续积极地参与欧洲和亚洲的军事、政治事务。近５０年来，美国人一直持有这种共识。
其次，尽管美国的外交和防务政策确实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可以追溯到苏维埃政权在东欧的崩溃、华沙条约的解散、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美国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减少美国在国外驻军的人数和美军在海外军事基地的数量，以及大幅削减美国的防务开支──可以追溯到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１年所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由于克林顿也赞成以下这些有主要倾向的观点，即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的威胁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以新政府不会改变美国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基本方针，尽管它无疑会对此进行微调。
总之，克林顿政府不会动摇美国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基础：有关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面临的威胁，以及基本的政策方向的信念。中欧：滋生反西方情绪
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分裂已于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成为现实。尽管这次分裂是以一种有条不紊的和一致意见的形式发生的，但是中欧仍然孕育着潜在的不稳定和冲突。虽然所有４个国家仍旧决心实行民主改革和经济改革，有一些理由感到乐观，可是在估计这个古老大陆中部地区的安全前景时，同样有充分理由持悲观态度。
在１９９２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国家忙于处理自己的事：西欧因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争议而四分五裂，而美国则忙于总统选举和过渡。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特别是欧共体由于《金融时报》所说的“缺乏东方远见”而受到损害。西方未能制订出对共产党下台以后的欧洲的一项协调一致的政策，未能抉择出一套具有连续性的可供选择的办法以付诸实施。
西方对于中欧的“无恶意的忽视”的政策已经不仅在匈牙利，而且也在波兰和斯洛伐克激起了反西方的情绪。人们把引起深刻的经济衰退、过度的失业和国家工业企业垮台的罪责归咎于据称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共体“强加的”一些经济政策。人们指责西方人接管了所有有利可图的公司，向中欧市场倾销他们的得到政府补贴的农产品，以及它的信贷政策中的明目张胆的掠夺做法。中欧的军事专家们指责西方不去加强诸如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之类的泛欧集体安全结构，同时又不接纳维谢格拉德国家（指波、匈、捷、斯４国）加入北约。军控：协议容易实施难
冷战结束后，军备控制谈判频繁展开，并接连达成了有关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协议。达成限制或取消几类武器的协议已经变得容易，但实施这些协议则相当困难。前苏联各共和国的议会独立及民主辩论的出现使批准军备控制协议的前景难以预测。即便这些协议得以批准，那些新独立的国家也会因经济和技术原因而在实际上难以履行这些已达成的彻底削减武器的协议。
这种现象可能使未来的军备控制谈判速度放慢，各国都将把精力集中在实施已经达成的协议方面。军备控制谈判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７年之内消除俄罗斯以外的各共和国的所有战略核武器；美国和俄罗斯削减７０％的战略力量；可能彻底销毁全世界的化学武器；俄罗斯停止生物武器的研究；大幅度削减欧洲常规军队。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将被要求向前苏联新独立的共和国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以保证这些军备控制协议得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