鏖战谍海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４月１２日一期文章】题：原东德中央侦探局探秘原编者按冷战时期成就最的间谍头子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苏联人，而是一位德国人，准确地说是东德人。哈里许特将军在此第一次道出了他和他的同事们的故事。身陷囵圄忆往昔
哈里许特在狱中的第一个晚上呆在一间黑色单人牢房里，只有一条毯子和一个小脸盆。因为害怕感冒，他不敢洗澡。他把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再蒙上毯子，但仍然嫌冷。监狱里吵吵嚷嚷，警卫和犯人互相对骂，警笛一声接着一声。许特曾官至将军，在领导冷战时期效率最高的间谍机关之一东德国家安全部中央侦探局的日子里，他使华盛顿和莫斯科的间谍同行们相形见绌。但今非昔比。那天晚上在那间小牢房中，记忆像黑暗中的魔鬼一样浮上他的脑海……
就在戈尔巴乔夫下台和柏林墙被推倒之前，许特还因他的出色的谍报活动而大受嘉奖。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许特手下的间谍在多年的谍报活动中拿到了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北约的调兵计划、美国和欧洲电子情报能力的详细计划等绝密材料。
这些成就令人炫目，但是现在许特却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他已经６０岁了，如果认罪，那就意味着余生将像现在一样在牢房中度过。
那是１９４４年８月一个晴朗的早晨。他的母亲将他送往一个夏令营，以躲避盟军的轰炸。许特思念他的家人、位于斯德丁（现什切青）的木屋及院中的兔舍。但是，盟军袭击了斯德丁，他的家被炸起火，藏在地窖中的母亲、弟弟以及企图救火的父亲、哥哥都葬身火海。１３岁的许特成了孤儿。他最近回忆说：“我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决不能再出现法西斯和战争。”谍海扬威震敌胆
许特在侦探局任职达３０年之久。许多美国和德国情报官员说，在冷战时期没有一个谍报机构干得比侦探局更出色；在侦探局内，没有人比许特更难对付。苏联在西欧的地面部队之所以比美国占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像许特这样的东德谍报人员。自从东德崩溃以来，美国和欧洲的情报机构一直试图要许特谈谈他所指挥的谍报活动，有的还许以重金。但许特不为之所动，直到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为
在接受本刊记者先后长达１０个小时的采访中，许特谈到了他的生活和在侦探局的工作，但闭口不谈具体的间谍案件。有关细节是本刊从法庭记录、政府文件和德国、美国的情报官员那里得到的。
东德中央侦探局在谍报机构中规模算是小的，只有４１２８人。相比之下，美国中央情报局有１．９万人，苏联克格勃的人更多。尽管侦探局规模不大，但是它曾使美国及其盟国遭受重大损失。
在１９８９年柏林墙被推倒之前将近９年的时间里，侦探局查明了企图在东德活动的所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并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说：“８０年代，我们在那里一事无成。”一位美国资深官员承认：“侦探局干得比我们棒。”搅乱北约揽「星球」
许特对美国造成的最大损失之一几乎没有引起美国或德国的注意。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４年，一位名叫杰弗里卡尼的美国空军参谋军士在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美军基地工作时充当了侦探局的间谍。１９８４年４月，卡尼调到得克萨斯州古德费洛空军基地。他在那里继续为许特效力，提供了许多更有价值的情报，是侦探局安插在美国的仅有的几名特工人员之一。在滕珀尔霍夫和古德费洛两年半的时间里，卡尼复制了几十份美国秘密军事情报，然后把情报交给侦探局的官员。令人惊讶的是，在１９８５年叛逃东德之后，卡尼继续运用他掌握的技术截取西方高级军事指挥员和情报官员在西柏林的对话。卡尼１９９１年在柏林被捕，被判处３８年徒刑。
詹姆斯霍尔是侦探局从美国招募的又一名间谍。霍尔是驻在西柏林的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虽然可能永远掌握不到确凿的证据，但是一些美国高级反谍报官员认为霍尔是侦探局特务。一位官员说：“霍尔的行动带有许特的特征。”据美国和欧洲情报官员说，霍尔不仅窃取了关于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的重要机密情报，而且帮助侦探局破坏了美国对东欧的电子监视系统并使之瘫痪６年之久。现在，霍尔已被拘押，至少１２年内不得假释。
使许特得到最大收获的间谍是西德军事情报专家阿尔弗雷德施普勒。施普勒从波恩将北约驻欧洲部队的战备和调动情报传递出去。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说，在这些北约秘密文件中，有许多是美国国防部的绝密文件。在被提升为联邦情报局官员之后，施普特开始向许特提供该机构的绝密情报。
西德宪法保卫局反谍报处负责人克劳斯·库龙实际上是一个为许特的侦探局工作的双重间谍。通过库龙，侦探局得以使西德的整个间谍网陷于瘫痪。西德内政部高级官员汉斯·诺伊泽说：“他们总是领先我们一步。他们非常善于对我们的人搞策反。”
东德侦探局甚至在诞生初期就使西方遭受过重大损失。１９５６年，侦探局派了一个名叫纪尧姆的间谍和另外９９名特工人员打入西德。这些东德人假装成政治难民，许多人最终成了有权有势的人。到１９７０年，纪尧姆是最受勃兰特总理信赖的人之一。纪尧姆利用他的职位将政府最高机密从波恩传递给侦探局柏林总部。１９７４年，就在纪尧姆败露后不久，勃兰特政府便垮台了。纵横捭圈显身手
许特说，他这一代间谍的特点是坚忍不拔。侦探局的成员大都经受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
侦探局１９５２年成立之初基础还不牢固。东德新政府起初只是建立了一个叫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机构，其任务是收集有关西方的情报。但这似乎是件难办的差事。研究所只有２００名雇员。然而，东德人巧妙地抓住了机会。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７日，苏联军队平息了柏林一起工人暴动。结果造成东德人大批移居西德。许特的前任们乘机安插了几十名间谍于逃难的人群中。许特说：“从一开始，我们就试图把住权力中心的一些关键决策岗位。我们从不在全球到处出击，例如我们在美国的人就很少。我们的重点是西德和西欧。”
这个小小的研究所很快便发展成侦探局。许特后来被提拔为负责外国情报机构的侦探局第九处处长。他说：“我们的口号是‘少而精’。消息来源多，不一定就是收集情报的最好方法。人数少，但是个个精明强干，这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
直到７０年代初，许多国家还不承认东德是一个主权国家。同美国和苏联不同，东德驻外使馆不多，因此无法把使馆作为在国外从事间谍活动的基地。许特和他的同事们只能另辟蹊径：向西方主要是西德
派去难民和叛逃者；派一些官员假扮成商人或学者，通过贿赂收买情报。这样的人为数不多。在侦探局４１２８个雇员中，派往国外工作的约６００人。
加夫列拉加斯特在波恩担任高级情报分析员。她每天为科尔总理准备一份涉及广泛敏感问题的备忘录。为科尔准备的备忘录不同于华盛顿为美国总统准备的每日要闻，备忘录上绝密文件很多。加斯特多年来在波恩从每天的备忘录中收集情报，然后把它们传往侦探局，直至她最后落网。
侦探局中的出色人物还有洛塔吕策和雷娜特吕策夫妇。他们在波恩国防部供职，定期向侦探局官员报告西德和盟军兵力、备战和情报能力。他们的最大成就是拿到了有关北约防务的一宗档案材料。吕策夫妇的谍报工作使西德军事情报系统受到有史以来最大的挫折。侦探局指挥这一行动的就是这对夫妇，在东柏林的侦探局的高级官员几乎没有插手。西德内政部的汉斯诺伊泽说：“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我们的秘密他们几乎无所不知。”恩威并施手段多
侦探局的头头们十分重视意识形态，要求其特工人员信仰社会主义。许特的得力干将施普勒在受审时说，他之所以为侦探局工作，是因为对美国及其盟国不满。他愤愤说，西方帝国主义声称他们热爱和平，但是他们每年都在扩充军备。打入勃兰特总理办公室的纪尧姆也说，他做间谍工作是基于类似的意识形态的考虑。
侦探局对特工人员有时也恩威并施。许特说：“你必须了解你的部下，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和物质状况。有没有遇到困难？与上司关系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他们努力完成任务。”他又说：“如果有人不想干了，那就听其自便，我们决不刺激他。但如果有人对我们耍花招，那我们决不客气。”
为了争取一个情报来源，侦探局通常是金钱开路。但是许特说，他们的资金远没有苏联克格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多。为侦探局效力的人难得拿到几千美元。西德的反情报头子库龙是个例外。同施普勒和纪尧姆不同，库龙开始他的间谍生涯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需要钱。侦探局为他的服务支付了约４５万美元。
许特认为，金钱在关键时刻是管用的。例如，７０年代初，西德议员尤利乌斯施泰纳负债累累，急需用钱。而此时侦探局希望勃兰特总理能继续当政，从而维持他对东德采取的温和政策。就在议会对勃兰特政府投关键性信任票的前夕，侦探局一位官员用几千马克收买了施泰纳。勃兰特仅以两票优势赢得了议会信任票，其中一票就是施泰纳投的。
同金钱一样，色相也是侦探局采取的一种手段。许特的侦探局多次布下这种“甜蜜的陷阱”，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科尔总理办公室从事间谍活动的加夫列拉加斯特女士就是在坠入侦探局一名间谍的情网后开始其间谍生涯的。在爱情的力量失效之后，侦探局又为她的残疾孩子提供资金，促使她继续为侦探局效力。
许特为这种做法辩解说：“５０年代我们曾安排许多人去西德定居。我们无意设置‘甜蜜的陷阱’。但是去那里的人都很年轻，而且独身。他们经常与人接触，自然而然地，年轻妇女便成了男人的目标，反之亦然。”
侦探局除了对西德取得成功，也使美国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东德难以开展活动，因为处处受到监视。
于是，他们只好在国外接触东德可能的情报来源，如学者、贸易代表、科学家和商人等。但是侦探局在出国访问的东德人中安插了许多特工人员。内部相争走下坡
尽管成绩斐然，许特和其他侦探局头头们与东德国家安全部的领导人经常意见相左。侦探局官员须向安全部报告工作。安全部负责人埃里希米尔克喜欢逮捕外国间谍，认为抓几个人可以显示他的安全机构做出了成绩。７０年代，米尔克开始把侦探局官员的提升同能否抓到间谍联系起来。而许特的工作是监视外国间谍，他不想过早把他们抓起来。他说：“只要大家知道某个人是间谍，他就不再具有威胁了。我的工作是监视他们。当我们发现双重间谍时，我们并不马上把他们逮起来，而是紧紧盯住他。放长线钓大鱼。”许特的态度使米尔克大为恼火。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界人士和谍报人员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米尔克经常找侦探局的麻烦。每当侦探局出了错，米尔克就狠狠地整他们。１９７９年，侦探局一位名叫维尔纳施蒂勒的科学家叛逃西方。米尔克要求制定严厉的安全措施，强迫侦探局高级官员严密控制手下的特工人员，规定他们增加向负责官员报告工作的次数。侦探局之后没有再发生过叛逃事件，但是许特说，新的安全措施使侦探局工作人员的灵活性大大减少。到８０年代后期，侦探局的一些老资格官员开始公开批评他们在国家安全部的上司。
８０年代末，对东柏林的谍报人员来说，路快要走到头了。许特的同事克劳斯艾希纳回忆说：“库龙被抓起来的那个晚上，我醉倒在桌子下面。”两德统一之后，有一些侦探局官员自杀了。
如今，侦探局的人已经各奔东西。年轻的慢慢地适应了新的德国社会。像艾希纳这样的人仍然在战斗。艾希纳目前领导着一个内部纠正委员会，旨在帮助经济上遇到困难的前国家安全部和侦探局的官员，并试图有朝一日卷土重来。
至于许特，他没有参加内部纠正委员会，但他毫不认输。许特说：“此时此刻，我对现在这个国家一点不敢恭维。这一伴随民主而来的痛苦的经历，并不能使我相信我的对手的事业就是正义的。我不会让步，不会懈怠，也不与他们调和。我们过去为我们的主权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尽了义务。我们曾经得到全世界的承认，但是他们企图抹煞我们。这是枉费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