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何以被剔出“亚洲四小龙”（上）

【台湾《新新闻》周刊４月４日一期文章】题：这条小龙被自己绊倒在龙门的门槛外（作者南方朔）
１９８９年南韩主办奥运会，卢泰愚政府的声势达到了顶点。这时的南韩纵横国际社会，不仅陆续与俄国及中国大陆建交，更以３０亿美元的大手笔援俄。卢泰愚甚至宣称：到了下个世纪，南韩即将成为“第二个日本”。
然而，到了今天，世界银行的年报却已将南韩自“亚洲四小龙”的名单上剔除。它不但成不了“第二个日本”，１９９２年平均国民收入为６５１８美元，而新加坡为１５０００美元，香港更达１７０００美元左右，南韩为另外三小龙的１／２以下，仍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阶段。
对此卢泰愚在任满离职演说中说：“我们已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工资上升，以至于造成竞争力的衰退。”将经济严重受挫归咎于工资上升的速度超过生产力的增加，这其实只不过是众多原因之一，而且还可能是比较不重要的原因。南韩经济跨不过门槛的原因在于面临“潜力”上的瓶颈。
南韩１９６１年军人政变取得政权之后，３２年来即以“军人政治”和“财阀经济”两个主轴从事国家的发展，“军人政治”的强制手段打压下了一切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事务，财阀们遂能在安定的政治环境下，集中有限的经济与财政资本而快速发展。然而，这种以“军人政治”和“财阀经济”为主轴的发展策略，固然有利于国家“列车”的活动和加速，但却有着本质脆弱之处：
（一）财阀占了经济活动的７０％，大工厂动辄数万员工的企业体，只有“军人政治”下的军事化管理制度才能驾御高度同质且集结的劳工群众。因此，当“军人政治”的权威瓦解，遂必然出现难以驾御的工潮。１９８７年以后工资在工潮带动下以平均１８％的速度增加，即是“财阀经济”的后遗症。
（二）政府刻意扶植财阀，造成国家有限资金几乎全部被财阀所吸用，于是一种独特的“官—商”勾结体制遂告出现，财阀贷款必给予官员巨额贿赂，这种贿赂或者归于私囊，或者成为执政党的政治资金来源，集权政治必然产生的特权和红包文化遂成了南韩社会里长期存在的习惯之一。“红包文化”蛀蚀了南韩的社会，在“红包文化”下成长的经济当然也成了“资源错置”的经济。南韩与另外三小龙最大的差异是她缺乏庞大的中小企业，只有特权性质的财阀企业。中小企业做为穿透市场、缓和社会冲突等的功能遂无法在南韩出现。南韩社会的“相对稳定性”较低，财阀的进取心不足，造成了总体升级的困难。
（三）南韩长期以来由于贿赂公行，有钱者财不露白，各种购屋置产等交易，均盛行“匿名主义”，它造成了南韩独特的地下经济，也扩大了社会的财富不均。
以上这些，乃是南韩“军人政治”及“财阀经济”结合下的系统性积弊。它累积至今，遂造成了由“发展中”进入“发达国家”的瓶颈：财阀在保护与特权下垄断一切利益，升级缓慢，一旦工运蓬勃，造成工资的上升，整个经济体制遂难以继续运作。过去两三年，南韩的传统优势已先后被中国大陆、马来西亚、泰国，甚或越南等所取代。近代学者已指出，目前的世界已到了一个资金、生产、市场已能够快速化转移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经济有利条件一旦失去，资金与市场等就会快速移动，而被更有利的其他国家所取代，南韩失去“四小龙”之一的身分，原因即在于已被中国大陆、马来西亚等国所取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