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中文的日本用语（下）

日本回流新名词进中国的过程，有点像把原料加工，转变成商品，回销原产地一样。把日译汉语拆散，每个单字都由中国人原创，日本人学去。等由日本过渡输入西方知识时，日本人重组汉字成新词，便回销中国。
回销的媒介自属留日学生居多。他们或是译日文原著书，或是译西书，但从日译本转译，或多或少把日译汉词引入中文体系。
这个管道也是近代中国西化，导引西方文明最重要方式。商务印书馆１９０４年创刊《东方杂志》。由杂志上的新书广告可见一斑。出版新书可分三类，一类是日本人原著有４０本。一类是西洋人原著２７本，其中除严复译《社会通诠》等两本，林纾等人译《伊索寓言》是直接从西文译过来以外，其他均转译自日译本。这中间包括北大校长蔡元培转译德文书《哲学要领》。第三类新书是中国人原著８６种，４８种是英语教学用书，剩余３８种多与日本有关。
台湾教科书只是让大家知道，有大儒严复其人，翻译了西书《天演论》，对间接输引知识的大批留日学生，几近无知。鲁迅和丰子恺不约而同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日本作家夏目漱石、菊池宽、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在新文学蓬勃发展时引注来中国；郭沫若更综合说：二次战前的“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面对这些状况，大家更感陌生吧！
这种陌生一如大家知道蒋介石去日本读军校，凛然起立，驳斥日本教官“中国人宛如泥土中有四万万个细菌”，却不知道蒋介石请百位日本教官来台湾指导国军将领。
台湾正式教育中，灌输给年轻一辈的日本印象，整体来说，有些“倾斜”。倾斜又缘于一些“空白”。若有比较接近全面性的了解日本，也将有助于我们知道自己，因为双方曾有的历史纠缠太多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