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刊文章：改革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俄罗斯《星火》周刊第八期文章】题：中国牌（作者雅科夫·贝尔格尔）
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不仅考虑到了中国传统的思维，而且还考虑到了普通中国人的肚子。在改革的第一阶段是从“贫困”向“温饱”过渡，在第二阶段是达到“小康”水平。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不仅仅是改变生活质量，而且还是彻底改变认识。
在经济改革开始前，几乎全体中国居民都处于“贫困”之中，１０年以后，３／４的居民生活在“温饱”条件下，近１／５的居民达到了“小康”水平，仅有３．６％的人收入低于贫困线。
这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不过离完全消除这种距离还很远。在这条道路上每迈出新的一步都越来越不容易。实际上，我们的旅游者在中国感到惊讶的所有比较好的东西都是改革最卓有成效的初期阶段，而且相对而言是最轻松阶段的成果。
虽然中国市场看上去十分丰富，同时我们今天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俄罗斯人总的生活水平比中国人高得多。如果从中国城市的中心大街随便拐进一个小的街区看看，头一个映入眼帘的住宅就会确认这一点。
中国许诺在２１世纪给本国大多数公民带来的“小康”，俄罗斯在２０世纪就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许多同胞今天失掉了它则当别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是理论上最重要的委婉用语之一。根据这个概念，中国除国营经济成分外，还允许个体经济、私有制和剥削的存在。
中国的改革在农村取得了自己的第一个胜利，这个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决定性的。结束了集体化，农户成了经营的主体。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在物质上和心理上为向城市改革过渡做了准备。
在城市生活的权利在中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优待。城市居民的工资比较低，他们已习惯低工资加各种优惠待遇的做法。津贴和补贴消除了工资差别，拉平了生活水平，这一向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因此放弃这种成果很难。如不打破对人的基本生活资料的保障不与人的社会劳动效益挂钩的制度，就不可能推动改革前进。
１９８６年开始了改革就业、医疗服务和住房分配等制度的试验。到１９８７年这三方面的改革就在全国展开了。在向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发动进攻的同时，改革家们还尝试放开价格。
中国的市场改革，特别是在它的初期阶段，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然而，并没有任何理由羡慕中国，更没有理由在我们的国内政治斗争中打中国牌。
在中国，是要克服长期落后现象和从古旧走向现代文明的更普遍的进程，而且巨大的人口压力和资源的贫乏使这个主要任务的解决复杂化了。从中国科学院的资料来看，国家的土地资源最多可以保障１５—１６亿人的“温饱”。目前，在限制出生率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在下个世纪初就有可能超过这个限度。指出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
不管我们在目前的灾难中受到多么痛苦的煎熬，中国尚需达到的水平俄罗斯已经达到了。我们既没有资源的制约，也没有人口的制约。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在达到某种在中国人看来相当高的发展水平以后我们发现，前进的路没有了──面前是一堵墙或深渊。不得不退回去，以便找到通向顶峰的平坦道路。我们的所有痛苦、物质贫困、政治动荡、民族间纠纷、心理紧张状态恰恰都与这种倒退有关。
不过，不管向后退多远，俄罗斯总会再次前进和向上发展的。它的起点将会大大超过中国当时所达到的水平。
至于说对中国的兴趣，那么它是不会过去的。这是由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我们两国漫长的共同边界和广阔的市场决定的。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经验中也有可以借鉴的实际成果。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要忘记，羡慕之情是流氓和失败者特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