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地马拉游击队领导人容·索萨访问记

 容·索萨说，危当局在东部没有行使统治权，游击队正与农民一起工作，训练他们成为战士，农民委员会越来越强大了；那里正在建立农村根据地，并计划逐渐从下到上取得对危的控制权
【本刊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的美国《战斗者》周刊登载一篇题为《在危地马拉的加拿大记者采访容索萨》的报道，摘要如下：
容索萨在联合果品公司的土地和洪都拉斯边境之间小热带森林中他的临时营地中对我说，“目前，政府在危地马拉东部没有行使统治权。”
容·索萨说，“只有当政府派出大量部队足以防备农民民兵的伏击时，政府才能控制一个村子。我们认为，美国人最终将干预，像他们在多米尼加所做的那样。我们正为此作准备。”
“越南的战斗可能是个决定性因素。如果美国在那里失败或撤走，拉丁美洲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来到将会快得多。”
“同时，我们正在同农民一起工作，使他们成为战士，教他政治理论和组织农民自治的村委员会。我们计划逐渐从下到上取得对危地马拉的控制权。”
当我们在藏在靠近洪都拉斯边境的森林中的游击队营地中谈话时，容索萨对我说，“当地农民成为卓越的游击队战士。”
容·索萨是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司令，他是一个中国商人的儿子，圆圆的脸，非常高兴。
他说，“危地马拉的有钱人容易受惊，逃跑了，农民没有地方去。他们的农具是一根采掘棍，但是每个农民都在皮鞘中带着一把用于‘自卫’的砍刀。他们将先买一支手枪，然后买一双鞋。
“我们的成为游击队员的大学生习惯于早上吃干粮和牛奶。他们跟不上农民，农民能整天不倦地在烈日下走，只吃些玉米煎饼和盐，不吃什么别的食物，而几天生活下来。
“我们的农民喜欢战斗，并且在东部地区到处有亲戚，这使得游击队更容易发展到其他地区去。”
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大约四年来一直有起有伏地在危地马拉城通往该国唯一主要港口地区的大西洋公路两边活动。
游击队常常在这条一百七十英里长的公路上伏击陆军巡逻队和阻挠主要汽车公司的交通。
但是，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这条公路两边的各市镇和乡村，联合果品公司种植园中的工人住所。
容·索萨说，“当我抵达洪都拉斯后，我的母亲寄给我三千元钱，以便买一辆卡车开始工作。我们没有买卡车，而这三千元钱买了枪支和靴子。
“一九六一年三月，我们中二十四人进入危地马拉，配备有六支手枪和十八把砍刀。游击战是一个自发的革命过程。你在开始时并不需要二百支机关枪。历史充满了证明这一点的例子。
“当我们到危地马拉后，民主政党叫我们去首都参加反对伊迪戈拉斯的军事阴谋。
“当时我们仍然是政变派，不是革命者。我们在危地马拉城躲藏了几乎一年，同陆军军官会谈，这些军官开头很感兴趣，但是，后来当他们听到革命可能是流血的后，就退出不干了。
“我们放弃了计划，去东部地区打游击。我们攻击了一些小军事据点，得到了更多武器，但是当时我们仍然害怕农民，我们躲在麦田里不让他们看见，因为我们怕他们会背叛我们，向陆军报告。
“直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我们才开始感到对他们更信任了。然后我们开始定期到村里去，作革命的演说，在晚上举行革命理论讨论会。农民开始免费向我们提供食物和情报。
“在那时之前，陆军几次袭击我们的营地。从那时以来我们从来没有遭到陆军突然袭击。在那时之前，我们对革命一无所知。现在我们知道，游击队员必须是这个地区的农民。”
容·索萨坚持说，尽管近几个月中听不到该运动的活动，但是该运动不是不活动。“上星期我们占领比森枪械库，因为我们需要我们农民民兵用的短枪和随身带的小型武器。在三月十八日，我们在同一天伏击了三支陆军巡逻队。在这三次伏击中，我们击毙了至少十名士兵，另打死了几名，我们方面没有一人伤亡。”
他强调说，“我们已经越过了光是为了宣传而举行罢工的时期。许多月来，我们一直从事于组织农民根据地。我们没有进行没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军事行动。
“农民委员会越来越强大了，我们己在契基本拉省开辟了一条新的游击战线，我们组织得比一年前好多了，我们能为一次大行动聚集数百人。我们的人员现在拥有更明确得多的政治观点，这是最重要东西。”
在我们同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游击队员相处的八天中，有很多机会同数十名农民闲谈。
在围着我的一批人中的一名民兵说，“我们把五百户农民组成农民委员会，为建立一个工农政府而斗争。”
一个黑皮肤的农民说：“我们村的民兵有两挺机枪、三枚手榴弹、八支短枪和手枪。我们不需要上面批准就伏击一支陆军巡逻队。
“当军队到我们村里来时我们从来不卖给他们食物，因为士兵凌辱我们的妇女和偷走我们的无线电。两月前，一支十五人的巡逻队到我们的村子来，因此我们部署了一次埋伏。我们打死了他们三人，伤了他们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