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新思维》书摘（下）

乍看起来，在我们的计划经济中，从中央开始改革，确定中央经济机关的职能和结构，然后是确定中间管理环节的职能和结构，最后一直进行到基层单位
——企业和联合公司，这好象是合乎逻辑的。但是现实生活和现有的经验迫使我们采取了另一种态度：从经济的基本环节——企业和联合公司开始。我们首先为它确定最有效的经营模式，扩大和加强它的权利。
１９８７年中央六月全会上批准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规定，要对经济的集中管理实行根本改革。集中管理要放弃管理企业的业务职能，把力量放在能决定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过程上。为了使这一点成为现实，我们已开始对计划工作、价格形成、财政信贷机制、生产的物资技术供应体制、科学技术发展、劳动和社会问题管理体制进行重大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保证在今后两三年内从过分集中的指令性管理体制过渡到以集中和自治的民主结合原则为基础的民主管理体制。
同时，我们也开始改革社会的道德与心理。已经举行了一些创作协会的代表大会——电影工作者、作家、艺术家、作曲家、建筑学家、戏剧活动家、新闻工作者等协会的代表大会。所有这些代表大会都真诚地支持改革。与会者也尖锐地批评了本协会的工作。批评是很激烈的。
我对那些认为辩论过分激烈的人说，既不应当惊奇，也不应当愤慨。应当认为，这些代表大会是一种新现象，属于正常的现象。有人反驳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哲学家，自己最权威，在这样的环境中很难工作。我的回答是，同消极的知识分子、同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的人打交道会更难。知识分子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他们乐意挑改革的重担。我们关心这种积极性。并珍视他们在１９８５年４月以后参加改革、帮助社会改革的热情和愿望。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它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很大贡献。会上和会后都曾作出过大力的尝试，想使国家走上正轨，想推动我国摆脱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消极因素。在代表大会决议的影响下，曾实行过一些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措施。但是，对所创造的有利条件没有充分加以利用。这要怪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人采用了主观主义的工作方法。他们随心所欲地管理经济。当时领导人的唯意志论思想和行动使党和社会犯了冷热病。一些自以为是的许诺和预测，再次造成了言行不一的状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