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供认：美苏勾结范围扩大步调更趋一致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三日刊载哈希自华盛顿发回的文章，标题是《越南问题黯然失色了吗？》、《美苏亲善扩大》，摘要如下：
在度过了一九六六年的人们的心目中，它最主要特点是越南战争。但是半世纪以后的历史学家大概会把它看作是这样的一年：华盛顿和莫斯科开始更多地在协调一致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而不是在相互冲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目前，如果试图过于精密地估量被中共称之为“勾结”，而在西方外交官们中被滑稽地称为新的华盛顿—莫斯科轴心的一种关系的全部意义，可能是为时过早。
随着这一年的结束，用来估量这种新关系的最好办法或许是这样一个事实：华盛顿暂时没有提供答应给予印度的粮食，直到莫斯科也答应贡献二十万吨。那时，华盛顿才做了已经预料要做的事情。
当然，一九六六年苏美领域的事件并不是在那十二个月期间才开始的。回想起来，人们可以看到，苏美战后关系的分水岭是在三年前，当时中国人进攻印度北部边界。
美国和苏联运给了印度军火，这使打垮了的印度军队重新振作了起来，并且恢复了喜玛拉雅山边界一带的稳定。
一九六六年开始时这个问题重新出现了。中国再次一直在印度北部边界一带施加压力。而且这次本来可能是更为严重的。西方的正式盟国巴基斯坦变成同中国友好；而中国也支持巴基斯坦在库奇兰恩问题上同印度的交战。
在这个极其微妙的局势中，莫斯科突然邀请巴基斯坦和印度政府前往塔什干。莫斯科打算使印度和巴基斯坦媾和，而在苏联进行！
华盛顿的决定是尽力所能及帮助苏联的和解努力。这个决定起了作用。在塔什干缔结了和平。美国外交活动支持苏联的外交活动，它们的共同目的是不让中国插手印度次大陆。
这是在二月的事。那时以后，这一年的纪录中有好多事件表明苏美政策的“平行线”会合在一起。越南战争是一个重要的冲突的主题。下面只是一个简单的摘要。
四月份，无任所大使哈里曼在一篇讲话中说，现在不再存在像“共产党集团”或“中苏集团”这样的东西了。他谈的这种哲学正是为了证明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已经在发生的事情所需要的哲学。
五月份，约翰逊总统要求国会为扩大东西方贸易扫清道路。
六月间，美国同它的北大西洋公约盟国一起发表公报，呼吁东西方建立较轻松的、紧密的关系。
八月间，约翰逊总统宣布，“我们的紧迫任务”是加强同莫斯科的关系。
在八月间，印尼事件开始使华盛顿面临一项困难的决定。
在印尼也向莫斯科要求帮助以前华盛顿不作任何决定。只有在同莫斯科的安排作出后，华盛顿才表示愿意采取一项仔细的援助计划。
九月间，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前来纽约，同美国高级代表团举行了一系列坦率的“极其令人感兴趣”的会谈。在第二轮会谈举行四天后，当时的西德总理艾哈德前来华盛顿——结果空手而回。后来他在政治上马上垮台。
华盛顿从而表明，它不会把同西德的旧的“特殊关系”看得比同莫斯科的和解还重。
在十月七日，约翰逊总统宣布，德国的分裂“必须在东欧国家和苏联的同意下得到弥合”。
四天后，葛罗米柯来到白宫，后来它称赞美国是有“诚意”的。
两天后，美国在禁止向苏联输出的商品清单上勾掉了四百项物品。
接近年底的时候，莫斯科和北京互相驱逐记者。只有三个俄国记者留在北京。苏联的外交家和记者们随便地向美国人谈论“中国问题”。
去年的最后一个重大的高级外交事件是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在向印度提供粮食问题上达成了默契。莫斯科的确对印度作出了贡献。华盛顿一直到听到莫斯科的做法以后，才作出自己的决定。
在一九六六年底，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许多严重的困难。
但是在触及人类生存的国家大事方面，一九六六年出现了极其重大的发展。在这一年，美国和苏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更多地在协调一致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而不是在相互冲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本刊讯】英《旗帜晚报》四日发表驻华盛顿记者的一篇报道，题为《坎贝尔报道，随着美国向俄国伸出和平触角，华盛顿洋溢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乐观气氛；向约翰逊发出“邀请柯西金”的呼吁》。摘要如下：
国务院的俄国专家对一九六七年实现和平的前景，采取一种异乎寻常地乐观的看法，他们正劝告约翰逊以响亮的行动开始新的一年。
他们希望他在国情咨文中加入一项公开地要求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美国的邀请。
从表面上看来，这一建议反映出一种接近于遐想的乐观情绪。
它是在这样一个时候提出来的，现在美国和苏联的外交官正象哈罗德·平特的剧本中的演员那样，紧紧地凑在一起谋求和解。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一月二日在一篇报道中说：
在一九六七年，要注意的最大的外交政策发展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非正式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