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地马拉游击队访问记（续）

【本刊讯】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连续登载安妮·盖耶从危地马拉发回的一系列通讯。十二月十四日、十五日的两篇通讯题为《在黑暗中旅行，共产党游击队同记者接触》和《山中的躲藏处》，摘要如下：
甚至于对一个新闻记者来说，同游击队员接触也是不易的。我在危地马拉的第一夜拜访了一个我认识的学生，他知道游击队。
但是，当我告诉他我们想到山里去报道关于游击队的第一手消息时。他皱起了眉头。他说，“我设法找到他们，但坦白说，我不认为这实现得了。目前是危险的时候。”
我们坐下来等待，我们只能这样做。我知道游击队员是极其谨慎的，他们从来不告诉你全名、电话号码或住址。他们来了，又走了。
他们突然出现在你旅馆的走廊，然后不见了。他们在街头巷尾会见你，讲几句话，然后消失在人群中。
一星期过去了，毫无动静。我的联系人不十分同情地说，“我早对你说过了。”
因此，我重新开始同另一个人联系，这次是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小伙子。
他说，“我试试看”，但是他不抱希望。他告诫我说，“你要知道我不是他们中的人。”
我又等了四天，但是毫无动静。然后他们约定在星期日接触。那天警察开始跟随我们，所以就吹了。
到第三周周末，警察对我们失去了兴趣。游击队联系人约定星期五，我们在一个公共建筑物里会见了。
两个青年人走近我，不打招呼，只问“你要喝一杯咖啡吗？”
我们在危地马拉城闹市区走了约两个街段，最后我们走进一家咖啡店，在那里这两人一直胆怯地朝大门张望，我一直胆怯地朝他们看。
一个小伙子说，“我们来只为了弄明白你们是什么人，有什么要求。我们什么也不能答应你们。”他拿出一本小笔记本，仔细地记下我说的话。
半小时后，他说，“很困难。现在很危险，因为全部军队都出动了。但是我们可以为你们安排在市内同我们城市人员会见。”
这两人约定在两天后在他们所说的一家三等旅馆会见我们。
这家旅馆是家在冷落街道上的小旅馆。一个新的联系人奥克塔维奥来带我到一家中国饭馆去吃饭，就走了。三星期后，另一个联系人米格尔来了。他们将领我们到山里去，但是要花些时间。
我们迁到了附近的安蒂瓜城。在下周他们将每隔一天在这里同我们接触。最后，在一个星期二的下午五点（即在我们到危地马拉之后的四个半星期），我的电话铃响了。
在危地马拉城，这些青年把我们安顿在一家小饭店里，把我们的行李运到别处去保存起来。他们回来了。我们买了毯子。他们把我们安顿在另一家咖啡店里。我们一边吃一边等。他们回来时差不多是晚上十点了。四五个警察站在对面街上，好像注视着我们。
但是，当我们同另一个小伙子乘上汽车时，他们只漫不经心地看看。我们三个沿通往巴里奥斯港的主要公路向东驶。
行驶了两小时，在半夜，我们在两间小屋前面停下，另两个青年人上了汽车。我们又行驶了两英里，停下了。其中一个把我们带到一条小路上去。
我们摸着黑快走，走了半小时，来到一个农舍。在黑暗中我们听到一个农民的声音。我们跟着这个声音进入一座泥墙的茅屋。屋中有二间房和两只床。农民拿进来两盏油灯。这已是清晨二点钟了。
这个小伙子说，“我们明天晚上来接你们。”于是他消失在拉斯米纳斯山的神秘的黑夜中。
几千政府军在拉斯米纳斯山各处搜寻他们（游击队），而他们同我们一起坐在麦田里，一眉新月高挂在树梢。、
当我们在田里吃饭时，其中一个小伙子对我说，“我们在等情报弄清楚政府的巡逻队往哪处去。目前在这个地区有一百八十名军队。”
过了一会儿，一个年长的农妇来了，显然带来了情报，因为小伙子们同她谈了一下，然后对我说，“行了。巡逻队开走了，不到这里来了。”
然后，突然在黑暗中我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别号。“吉，吉？是你吗？”
那就是危地马拉游击队司令塞萨尔·蒙特斯，我在今春在危地马拉城见过他。
他向我问候，欢迎我们去山中，他说，“现在，咱们走吧。”
我问他农民为什么帮助游击队。
但是，我先仔细打量他。
这个农民属于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他们在衣食方面采用西方的习俗，但是由于压迫性的封建土地制和社会阶级墙而得不到生活机会。
他们组成积极的、不满的、渴望的一部分危地马拉人，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他们多半站在游击队一边。
他坐在床沿上在油灯下对我们说，“这个村里的全部人站在游击队一边。”
他接着说，“我们在庄园中工作一天挣七十五分钱。”
靠着这些人，我们在走向山区的途中。但是，行进得很慢。
我们感到有些吃惊，我们发现游击队上山不走道。他们认为上山就是上山，不管怎么走法。我们在第一个山头歇了一会儿，然后爬下那个山头，再爬另一个山头。
在这之后我们又爬了半小时，再爬一个山。现在我的表上已是清晨四点了，最后塞萨尔说，“我们就耽在这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