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修正加速复辟资本主义

【本刊讯】日本《文艺春秋》十二月号特刊登载东京大学西洋史学教授林健太郎写的一篇文章，《通过我的切身感受论苏联——两个月的访苏之行的总结》。摘要如下：
我住的旅馆是在莫斯科的繁华街上，对面是高尔基街，叫做“明斯克”。
苏联旅馆的电梯吓破了我的胆。一踏上电梯，就砰当一声响，电梯沉下了两三寸。按了电钮，就咕冬咕冬地响起来，缓慢地上升。在日本来说，就是大正末期的电梯。苏联本来是用人造卫星同美国竞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可是为什么旅馆的电梯竟这样落后呢？
第二天早晨，我去餐厅吃早点。找了一张没人的桌子，刚要坐下，旁边的女服务员突然气势凶凶地说“不行”。到另一张桌子坐下，又一位老太婆出来说“不行”。这种情况连续发生了三次，我冒火了。用英语说：“到底什么地方才能坐？”于是第三个老太婆指着旁边一个有四人座位的桌子，那里已有三个客人，一个空位。
莫斯科旅馆的餐厅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非常坏的。有人经常说在苏联吃一顿饭要用三个小时。
然而，只要顾客动动脑筋，聪明一点，他们就非常热情。在付钱的时候，即使应该找回钱来，也说一句不用找钱了比较好。于是在下次到这个餐厅来的时候，首先找这位服务员，如果她认出就是上次放弃找钱的人，她会让你坐下，立即送来菜单。
“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存在按劳取酬。实际上，在苏联，大学毕业或者技术人员工资很高；体力工人，特别是不熟练的工人，工资是很低的。这一点，与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不同之处。
在苏联，从上到下都贯穿着官僚主义。
然而，这种官僚主义当然也有“漏洞”。
同我谈话的一位日本贸易商人说：“因为商业谈判老是谈不妥，我从日本给在莫斯科的分公司去了指示，让他同国营公司经理谈判。可是我来到莫斯科一看，据说分公司怎么也见不到经理。于是我亲自出马，原来有一位经理的女秘书，看来她是掌握着相当大的实权的。其实我也想到可能有这样的事，所以带来了日本的礼物，就把它送给秘书了。这样做了，我在同下面的人谈话时，这位秘书跑来说，经理马上会见你。还是贿赂最有效。”
这是“行贿”，不过这种行贿同我把找回来的零钱送给女服务员差不多，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归根到底，金钱就是交情的附属品。
我深深感到，没有一个国家象苏联那样还依然保存着在今天的日本早已没有了的“过时”的情况。最突出的证据就是莫斯科的街道。在主要马路的中央划着两条白线，中间只能通行一辆汽车。通常称之为“查伊卡”。“查伊卡”的字义是“海鸥”。它也是政府要人乘用的高级汽车的牌名。
总之，这是政府大人物通行的道路，他们坐车通过的时候，事前就有警察沿路站着，不管是绿灯还是红灯，汽车是不停地飞驰过去的。
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同我们日本人的生活比较简陋得多，从这个意义来说，确实是穷苦的。
至今在苏联的街道上还到处可以看到排队买东西的现象。只要是新鲜的水果或者质量稍微好一点的衣服等“不粗糙”的东西一摆到店头，就立即造成排队的局面。
斯大林逝世以后的苏联有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和重要政策的改变是分不开的。出现了所谓利别尔曼方式。但是这个利别尔曼方式如何实行，有什么效果。还是有待于将来解决的问题。
如果今天作为一个游览客人到苏联旅行，那末，我们就会遇到苏联社会上一些无论如何都不可理解的奇妙现实。就经济问题来说，有一些事是共产主义的祖国所不应有的，因此，中国共产党谴责它“背叛”，也是理所当然的。第一就是所谓“美元商店”和旅馆里的酒巴间。如果再到旅馆的地下室去看看，那里有完全美式的酒巴间，陈列着苏格兰的威士忌酒、白兰地酒等等。在这里，苏联的货币卢布又是完全不能通用的。
在街上走走，不分昼夜，我们这些外国人就会遇到黑市商人挨到身边说卖给我东西吧。在黑市买美元的人是很多的。
有一次在深夜，我在从红场到旅馆的高尔基街上走着，两个青年用英语和我搭话，他说拿两个卢布换一个美元行吗？官价是一美元换九十戈比，我半开玩笑地说，三个卢布就换给你一个美元。不料我竟白白地挣了两个多卢布。而且据说这两个青年都是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科的学生。
政府既然带头设置“美元商店”，发生这种现象也是必然的。我在前面说过，只要苏联人民认为贫困的生活是不足为奇的，那就可以说这是稳定的社会。但实际上，这种稳定已经开始在崩溃了。
我深深感到，在苏联社会上，从上到下都弥漫着官僚主义的无能气息，再加上制定了使人不需要很多劳动的“保护工人法”，因此，苏联经济的生产力是丝毫也不能迅速提高的。这就意味着苏联人民暂时还比我们更加“贫困”。只要这种贫困继续存在，街头上的黑市商人也不会绝迹。
黑市商人的存在确实表明社会稳定性已经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