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学逐渐恢复原有特色

【法国《星期四事件》周刊３月１８日一期文章】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作家不再关心当代的政治。但是，在与当代政治隔绝一个时期后，法国的文学似乎逐渐恢复了它原来的特色。当然，议论问题的方式变了，小说不再直接带有政治色彩。但这并不妨碍小说涉及历史、社会现实和都市生活。拉什迪事件使作家们想起了他们原有的使命：评价自己的时代、投入风暴、准备战斗。
例如，作家索勒斯最近的著作《秘密》是一件强大的武器，它揭露了一个污染语言、腐蚀心灵、宣传色情、造谣惑众的西方国家。这是一部批判社会的小说，它联系现实，坚持文学的最崇高使命：进行精神反抗。又如作家勒·克莱齐奥，人们以为他被关闭在尼斯的象牙塔中。但他最近出版的小说《流浪的明星》，热情地为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和解进行辩护。他说：“我的小说没有政治性。它不加任何评论解释，只是叙述故事。”尽管如此，这部揭露战争的小说是用血泪和政治悲剧写成的，人们阅读后不能不表示态度。
这样的著作举不胜举。例如克洛德·西蒙的小说《邀请》，这部小说是对威胁着所有社会的官僚主义提出的无情的控诉。塔哈尔·本·杰卢的小说无情地指责种族主义和大男子主义。阿尼·埃尔诺、阿卡塔
·克里斯托夫、夏尔·朱利埃等作家的小说，深刻地分析了那种熏陶和奴役着我们的权力关系……因此，不能认为作家们是藏在无动于衷的墙壁后面的神秘莫测的人。甚至他们当中最神秘的人物也表示要同他们的时代进行斗争。一位叫米歇尔·布托的作家说：“我的小说的唯一主题是历史。我写历史，因为我对这个谜——历史感兴趣。”
总之，小说今天似乎又披甲上阵。虽然战斗文学已经死亡和被埋葬，但作家们学会了另一种战斗方式：不是宣传信条和高呼口号，而是运用文学语言，即使用一个逗号和造一个句子的艺术。作家克洛德·西蒙说：“每个作家都是通过自己的写作方法来参与政治。”阿尼·埃尔诺说：“按照字句的选择、它们的顺序以及故事的结构，现实与生活可以被打乱，也可以不被打乱。”因此，小说《冷酷的女人》的作者竭力抛弃他的文风，写得枯燥无味，不用任何隐喻。这位女作家正是用这种写作方式来反对她所憎恨的精英分子的文化。她最近的著作《外界日记》像照相那样忠实描绘了事物，它将巴黎市区快速铁路网的车站、车站内的自动楼梯、高速公路两旁的高楼、超级市场的停车场取入了镜头。人们在书中看到了穷人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被冷落者的苦境、下等人的可怕的孤独、被掩盖的贫穷。阿尼·埃尔诺没有进行任何揭露，只是把它们一一曝光。
因此，法国８０和９０年代的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新的没有名声的作家。对他们不再能划分为右派和左派。他们服从于另一种战略。一类作家是支持建立的秩序，另一类作家则要破坏这种秩序。虽然这后一类作家宣称他们是不参与政治的，但他们仍然是可怕的破坏者。为什么？因为他们用丰富的文化反对粗野，用嘲笑反对信条，用怀疑反对偏见，用孤独反对群居，用异国情调反对沙文主义……这都是无声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