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并不能替代客观现实

【美国《外交》季刊１９９３年第１期文章】题：新干涉主义者（作者霍普金斯大学比较政治学副教授约翰·斯特德曼）对外政策的新学说
超级大国对立局面的结束使美国沉湎于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幻想。这种幻想跟许多国家经常出现的十分严重的混乱并存时，便产生了一种“新干涉主义”。这种观点把内战是理所当然地涉及国际安全的一个问题这一认识，和赞成咄咄逼人的自由国际主义的情绪结合起来。新干涉主义者既十分强调国际社会在道义上所承担的义务，又迫切希望新近出现一个可以利用的联合国来干涉世界各国的内部冲突。
过去两年中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使美国对外政策有了新的指导原则。尽管这种新的指导原则还不完善，但一些重要方面已很明显，而且表明，美国也许会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更咄咄逼人的干涉主义角色，而远不会只关心本国事务。
要是不加考虑地奉行新干涉主义，那么新干涉主义就会日益具有扩张性，直到美国和联合国最终承担它们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的任务，使它们自己卷入许多内部矛盾，而又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和平的希望。
新干涉主义者寻求结束内战和阻止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他们认为当今内战比以往年代更盛行、更猛烈、更加威胁到国际安全。根据冷战的结束将使内部暴力较为容易处理这种没有把握的设想，他们认为，积极的国际干预是给冷战后的世界带来秩序所必需的。
新干涉主义者提倡“一种新的人道主义秩序，在这种秩序里，要使政府（如有必要可通过武力）达到较高的尊重人权的标准”。他们认为，“保护种族、宗教和其他少数民族免遭冲突的危害和不受怀有敌意的政府的排斥，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义务”。
新干涉主义者寻求制定指导方针，保证联合国将对任何不能满足其人民广泛的、常常又是模糊不清的“人道主义需要”的政权进行监督。干预的指导方针将标志着国际关系术语一贯含义的巨大变化。主权不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国家里的人民；独立自主所指的不再是人民，而是个人。向有选择的干预方向发展
比尔·克林顿是一位赞成新干预主义的总统。他的当选标志着立志使美国实现其理想的一代登上了权力宝座。但是，为了避免发展成有可能使美国的干预伸向全球每个角落的扩张性越来越严重的理论，克林顿必须仔细审查新干涉主义的基本设想。
首先，对国家内部的暴力行为的比较现实的看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使新干涉主义者在冷战后的内战问题上表现出歇斯底里。
新干涉主义的指导原则不能始终如一地实施。要想实施这一指导原则的话，就要在每一场内战中和在那些连刚刚萌芽的威胁都要镇压下去的专制国家强令进行干预。由于需要干预的潜在情况远远超过物力和财力的承受力，干预必须是有选择性的，如果不公平地运用道义原则，就会使出发点良好的国际干预者受到虚伪、怯懦、不负责任和自私自利等等的指责。
虽然美国和联合国为了国际安全而卷入内战也许有其道理，但是，干预的目标必须有明确的规定。只有将连贯的战略、足够的影响力和适当的时机结合起来才能使第三方实现和平的目的。
预防性外交虽说是避免国家间战争的合理指望，但避免国家内部冲突就要困难得多。
事实上，联合国根本不能发挥新干涉主义者要求它发挥的那种作用。只有对联合国的能力和费用有一个客观的谨慎的认识，该机构才能在给世界带来和平方面发挥有限的作用。可能出现更多的对抗
克林顿的对外政策很可能以竞争的本能为特点。对道德必然性的假定与对全球社会完善的追求，可能与现实主义地认识到美国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公正的能力有限发生对抗，而这个世界是以暴力、残酷和政治分裂为特点的。
也许正如新干涉主义者坚持认为的那样，国际社会已开始接受人民的利益高于国家的利益这一主张。这样一个原则可能成为创造一个更公正、更安全的世界的有价值工具。但是，如果是在缺乏对局限性的认识、缺乏政治和经济现实主义意识的情况下实施这个原则，如果是听从电视而不是根据美国国家利益应用这个原则，不仅新的美国对外政策不会稳固，冷战后的时代还可能比在此以前的那个时代出现更多的对抗、斗争和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