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呵，我向你欢呼！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四日发表马锐筹所写的国庆观礼纪行，题为《打轿请人批评的政府》，摘要如下：
文化革命开展以后，全国出现一片蓬蓬勃勃的气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同时也就是大自由大民主，这种大自由大民主，是世界历史上所无的，也是中国人民足以自豪的。一下几十万人上街
先说一个故事。
有一个老革命的儿子在北大读书，文化革命的浪潮卷入北大以后，北大革命师生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接着，他们讨论如何向社会扫四旧，要上街。他的儿子回家问爸爸：“爸爸，我们学校的同学要上街，好不好？”爸爸说：“你们先把本单位的文化革命搞好吧。”
第二天早上，几十万学生、红卫兵涌上街头了，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形势的迅猛发展，突破了常规，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几十万学生上街，向不合理的现象进攻，好大的事呀。如果在华盛顿，一定紧张非常，出动国民警卫军、武装警察，配齐催泪弹、水龙，镇压、镇压，再镇压。我们的北京呢，镇静异常，没有出动过一个军警，没有丝毫干涉，而且支持红卫兵、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包车包食宿
党和政府的的确确支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而且充分发动群众。
红卫兵为了串连，为了干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处取经，政府提供一切便利。只要有红卫兵组织的介绍信，政府便免费提供火车、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政府还指定交通部门把接载红卫兵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我们旅行沿途所见，满载红卫兵的专车，一列一列的向北开或向南开，我们坐的火车也挤满红卫兵。为了革命，红卫兵不惜吃大苦，耐大劳，他们宁可把火车挤得紧一点。
红卫兵到了北京，食宿由政府包下来。像这样打轿请人批评的政府，试问天下有几个？华盛顿能够这样做吗？敢这样做吗？言者无罪
在旧社会生活过的人，曾尝过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苦楚。茶馆里写着：“勿谈国事”。自己讲话也要小声些，慎防隔墙有耳（特务之耳）。办张报纸，稍为给老百姓讲几句话，就要被封报拿人，尝铁窗风味，甚至丢脑袋。机关小职员、工人，更不要说了。他们如向上级提意见、提批评，第一，怕被戴上一顶“共谍”的帽子。谁敢提？第二，即使不怕丢脑袋，也怕丢饭碗。丢了饭碗，自己饿饭，老婆儿女也要一起饿饭。那个时候，大多数人都“怕”字当头。现在则不同。你有意见，你尽管提，言者无罪。
我们所看见的大字报，有二、三丈长大横题斗大字写的：“炮轰××省委！”“把×××揪出来”，非常触目。如果在旧社会或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搞法，不坐牢、不丢命，至少也犯什么诽谤法、出版法，有得麻烦。炮轰之后
领导干部被人炮轰，如何？被人贴了大字报，就是永难翻身吗？这里（指香港——本刊注）的某些报纸的记者、编辑、主笔，凭着他们的直觉，眼看天花板，作出千奇百怪的估计，把他们写成灰溜溜的，什么“人人自危”的论调也出来了。这不过是他们想当然耳。显得他们完全无知。
如果是黑帮，做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事，群众起来鸣鼓而攻之，炮轰之，那是千该万该。这场斗争，本来首先就是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起的人民反击，应无话可说。
如果是一颗红心对人民，对党对社会主义无限热爱，和人民同呼吸、共患难，即使有人向他炮轰，真金不怕红炉火，也无损于他的革命光辉。相反，对他是一个更好的考验，更好的督促。一个老革命对我们说“一毛不拔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共产党员连生命都可以牺牲，还有什么不能牺牲呢？”这个话讲得有理。
如果只是一时在运动中看不出方向，赶不上形势，犯了一些错误，那也不要紧。只要认真检讨，向群众认错，那是没有问题的，群众也会谅解的。我们在旅行中所见：有的领导干部已公开向群众认错，有的被批评、被炮轰的干部，还照常办公，照常出席会议演讲。通过运动，总会作出公正的结论。黑帮到底只是一小撮。祖国呵，我向你欢呼！
当然，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群众认识提高了。对领导干部的要求也更严格了。领导干部坐在办公厅，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发号施令，那是不行的，他一定要受群众的监督。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
我们在北京看见一张大字报，是报道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和航院的红卫兵开会的。学生辩论问题激烈，会一直开至深夜，散不散会？文革小组成员都征求同学们的意见。这虽小事，但也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自由与民主如何的广泛。
香港广州，相距非遥。那位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亲自上去看看。看回来后，我想，他一定会说：“这是最大自由最大民主”。经过一个多月的旅行，我深深的觉得：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可爱。祖国呵，我向你欢呼，向你鼓掌。
（文中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