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我什么》

【本刊讯】丹麦《政治报》九月二十五日刊登了该报记者的一篇采访文章，题为《中国教会我什么》，报道了一位曾在中国教过英文的丹麦人在中国的观感。摘要如下：说他现在懂得了要以最大的
不信任来看待西方新闻
在广州，我订了《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美国），这两份期刊教会我懂得了以最大的不信任来了解西方的新闻。当我坐在我所喜爱的餐馆吃饭时，我所能读到的是：目前在中国饥荒是如此之严重。我对于说什么广州在清晨进行大规模屠杀和枪决的谣言感到大为吃惊。清晨，沿着珠江的水面，撑起大幅篷帆的渔船正在静悄悄地浮荡而上；公路两旁的小商店都打起了小小的黄灯招引顾客。这里，你什么都能买到，从精制的扇子到金鱼，到旧的自行车轮子，手工巧扎的花饰；在这个“饥馑的”市镇也能买到种种可口的食品。
小巷里，人们蹲着在聊天。自我一到中国我就感到我是从西方的畏惧中来到中国，并来寻求一种更有保障的生活的。
——那已是早八辈子的事了，我与从小就在那里长大的毫无意义的我的剑桥的大学生生活进行了决裂；漂泊于英国与丹麦之间却又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的那种不定生活已一去不复返；在我的第一本小说《对墙壁亲吻》中所描写的那种在伦敦阿飞群里的生活现在已是多么的遥远和空虚。
但是，那个时候，我是正处在一种，我们一代许多人也处在其中的，无穷徬徨和无穷动
荡之中。我们迫切要冲破围墙，去年，我与其他人商量好，终于都冲了出来。我决定要在中国找个职业。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个同情者，但这一点能否被接受呢？但是我还是大着胆直接向在英国的中国大使馆提出了申请。（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
过了七个月，终于有一天，来了一封信，通知我可以去北京了。
在匆忙中，我忘了办理过苏联的过境签证，去中国的签证我已有了，但是从莫斯科到北京的车票要我在莫斯科办理。谈苏修对待来华旅客的百般刁难
苏联人对待到中国去的旅客是多么冷淡，你能想象到吗？
他们（苏联人）先还很和善地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北京！他们的语气马上变得粗暴了。有票吗？没有！我要进苏联首都才能拿到票，但不行，他们不给我必要的签证。相反，他们立即把我带到过境大厅背后的一个小屋看管了起来。我在那里整整等了三十六个钟头。最后，他们总算让我与城里的中国使馆联系，使馆马上派专人送来了我继续向东飞的机票。到了伊尔库茨克，中国的飞机已等在那里。在伊尔库茨克，我所有的钱都被收走了。值五百克朗的英镑和美钞现在还在那里，要下次再过西伯利亚时才能取回。
一直等来到北京，我才再次意识到，人类是能够笑的。人们拿一大束用透明玻璃纸包着的兰花迎接我。对于矮小的无产阶级化的中国人来说，遇到我这样一个穿着斜纹布瘦腿裤子，一件大毛衣，不修胡子，头发很长的阿飞样的人，一定会感到是多么怪的。
瞬时间我就感到很是自在。没有人对我评头品足，他们把我原封不动地接受了下来，一种不寻常的解放打动了我。这里没有人吃人、没有暗里藏刀，也没有尔虞我诈，而对于一个来自我们这个世界（西方）的人来说，有的则是一种极大的安宁和安全。
后来，我在广州和广东省所作的非正式旅行中，感觉到又有了发展，对于这种发展我不禁要大大赞赏。我自己虽然不是革命者，我对中国及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却怀有忠诚。说中国学生给他的知识更深刻更真实
——在我对我的中国孩子们整整一年的工作中，他们所给予我的知识要比之我所能给予他们的，更深刻、更真实。逐渐逐渐他们对我的尊称去掉了，我对他们来说就叫做简简单单的“杨”了，随之，我们之间就融洽成一个集体了。
自那以后，我觉得我与广州的学校、与我的学生们关系更紧密了，但是就在我与他们有比以往更好的关系时，英文教学中断了。文化革命开始了。这场革命的首批效果中的一个，即人们将一切考试都当作资产阶级的残余加以取消，我认为是特别具有积极性的。
但是，我倒可以度假了，我利用假期回到丹麦来看看，我现在是等着，并希望能获准根据我与广州的学校所订的两年合同再回到中国去。因为，我感到我对我自己的（西方）世界已很为陌生。回来，就只是又回到了我几乎已经把它忘了的毫无保障、恶劣的和茫无目的的苦恼中来。
向往什么？要把我们引导到那里去？回家后的第一天夜晚，我听着无聊的音乐，脑子里不断地浮现出，在中国不为人们所知的那种对前途的恐惧的景面；我只是坐在那里，苦恼，我思念我所离去了的一切，广州的学校，我的可爱的天真无暇的中国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