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社会主义”给人们带来了什么（二）

政府剥削国民
在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６年这４年期间里，我曾作为记者驻在非洲。在这段期间，我参观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后发现它们的行政太差。官僚主义、效率低、不自觉、消极、不负责任、腐败等现象到处可见。
例如，有一位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队员在坦桑尼亚中部的农村共同体负责指导种稻。他告诉我了这样一件事——
１９８２年，农村的稻田里发生了大批害虫，需要立即撒杀虫药。协力队员向坦桑尼亚革命党中央派到村中的党员提出购买杀虫药的问题。这位党员要队员写信给地区党支部。协力队员拿着信骑摩托车跑到远离２００公里的地区党支部。但是，支部在第二周才开会研究，支部决定把信送到党中央本部处理。当一个月后接到中央准许购买杀虫药的通知时，稻子已经全部被虫子吃光了。在坦桑尼亚，农业上出现这样的失策，谁都不受处罚。这是体制问题。
在党和政府中当了官后，就根本不想去生产现场了解情况。这些官员继承了殖民地时代英国官僚的妄自尊大。他们穿着西服，扎着领带，在装有冷气的房子里装腔作势。剑麻同咖啡和红茶一样，是坦桑尼亚的重要出口产品。自１９６７年工厂实行国有化以后，生产逐步下降。１９８５年的产量只有实行国有化前的４０％。其原因是，工厂的熟练工和非熟练工的工资一样多，工人们懒懒散散无人管，机器零件补给供不上，机器维修差，等等。
莫桑比克在独立以后，把组建农场振兴农业作为国家的最大的重点课题。农业预算的９０％用于国营农场建设。
在干旱严重的１９８３年，我参观了林波波河流域的一家专门种稻子的国营农场。这个农场计划开发１万公顷水田，其中２０００公顷已经完成。在用拖拉机平整的一望无际的农田里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水渠。水渠中的水位不高，只有３０公分深，细水长流。但是，水田中一棵稻子也没有，农场工人坐在树荫下，呆呆地等待着配给食品。
工人说，水少无法种田。我觉得水少可以种高梁和木薯一类植物，但这都不能种。这是因为不能随便改变政府指定农场种植水稻的计划。甚至连农民利用农场的一角种植自己消费的杂粮也不允许。法律禁止私人随便使用国营农场的土地。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