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放任主义的末日（上）

【台湾《天下》月刊１月号文章】题：放任主义之死（作者梁中伟）
现代资本主义在地球上存在超过４个世纪，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奠定放任经济哲学基础，但对于放任主义式的经济政策。在实际运作、理论上所遭遇的困难、激烈的争辩却从来没有停止过。错误的偶像
令人尤其惊讶的是，共产经济体制破产之后，听任市场机能决定一切的放任主义不但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反而遭到汹涌的质疑与反省。
而其中最猛烈的抨击，正来自２０世纪放任主义的提倡者——美国。《商业周刊》专栏作家，也是美国最负盛名的经济评论罗伯特·库特纳，在他轰动一时的近著《放任哲学的终结〉里再度对这种经济思潮挥出沉重一击，他忧心忡忡地指出，美国之所以在丧失经济与金融的无上权威２０年之后还浑然不觉。完全拜这个“经济幻象”所赐
库特纳从全球政治、经济与金融运作的结构发现，“不论对美国本身或全球政经体系，放任哲学都是一个错误的偶像！”整个冷战时代美国为了向全世界推销这个神圣的理想
而付出巨额的代价，更种下国际经济秩序动荡、成长低迷的恶因，再不趁冷战结束之际全盘拨除如此根深蒂固的迷思，美国就将与１９世纪高唱放任主义的英国一样，沦为政治与经济上的二流国家。霸权逻辑
不同于一般学者的纯经济分析，库特纳并不从理论的角度切入，而着力解析放任主义如何与美国世界霸权的地位相结合，他用“霸权逻辑”来说明，当美国二次战后国力鼎盛之际，技术与资金实力遥遥领先其他国家，自然希望全球市场能开放１９世纪的超强英国也基于同样的理由宣扬自由贸易。
但是在东西对抗时期，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集团的领导，还必须负起军事与政治斗争的任务“４０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全球策略就有两项基本前提：阻遏共产主
义，并且按照放任主义原则整合全球的商业与金融活动。”做为自由开放贸易与
民主政治的楷模，美国霸权开始把空幻的道德理念与国家利益混为一谈，而其结果就是库特纳纳剌的“把目己的国家利益看做是在实现全球的自由市场。”
所以即使采取高度保护主义的日本与德国。因为他们站在反共阵营一边。同样得以进入全世界最大的市场（美国），并且赢取不公平的经济利益。当美国的冷战支出浩大的军费与援外经费的同时，美国的贸易伙伴却逐渐茁壮。自我矛盾
但是在放任哲学的老祖宗李嘉图那里，美国找到自我安慰的借口。李嘉图认为即使只有单边的自由贸易，对开放市场的那一国仍然有利，消费者尽可以把外国政府对其产业的补贴视为‘礼物”，而能在市场上买到价廉物美的外国产品；也因此美国从未有真正的产业政策。市场机能的好处在能做资源的最适配置，汽车、钢铁、半导体、客机制造业，各自会在全世界寻求最适宜的生产与销售地点。
但所谓自由贸易的理想却充满自我矛盾以推销美国式经贸构想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而言，李嘉图的乐观想法太不切实际，如果只有单方面撤除贸易障碍。对自身的产业发展还是有妨害。因此关贸总协定各阶段的会谈全围绕在条件交换上，以汽车关税降低交换机床限制解除等。并且章程中第３条反倾销税，第１２条允许收支不平衡国家有权对外国产品采差别待遇，第１９条的规避条款明言如果输入品严重伤害国内产业，也可采差别待遇。凡此种种都说明“关贸总协定的运作是建立在自我限制及对报复的畏惧之上，而非真正自由贸易的法律”。
矛盾更来自于美国的冷战政治，库特纳栩栩如生地描绘美国为了防止有军事用途的产品流入共产阵营，发明出来精采绝伦的“输出管制名单”，使美国产业受到最不合自由贸易思想的限制。
在二次战后欧洲各国还企图从崩溃的经济重建时，美国已经是首要的经济金融强权，美元是绝大部份国际商业交易的货币·直至今日国际储备也有７０％是美元。在欧洲亟需美元购买美国产品的时候，马歇尔计划与美国私人资本似乎是经济动力唯一的源泉。美国在海外声势高涨，美元成为通行的商业与政治语言。甚至当美国收支有赤字时还可以增发通货弥补。
商业与金融霸权的滋味非常诱人，战后出现的国际机构全由美国垄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乃至关贸总协定，各项决策无不由美国一手主导。
同样基于放任哲学，美国从５０年代开始就主张“恢复全球各主要货币间的完全可兑换性是最重要的金融目标，因为这是资本与商业得以自由流动的前提条件”。７０年代，由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浮动汇率制度进一步把全球金融推向放任主义的不稳定深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