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伊朗门」事件（六·完）

我向总统作了汇报，告诉他我已下令美国不要卷进去。总统吃了一惊。他什么也没说，但是我可以感到我的行动使他感到不快。从总统的情绪以及以色列人的继续介入来看，一些活动仍在进行。
凯西不可信。１２月１２日，他与阿马科斯特商定，由中央情报局的乔治·凯夫和国务院一位官员一起会见伊朗人，告诉他们以后同伊朗接触不做以武器换人质的交易。但此后他就到白宫，要否定国务院的意见，继续进行这种交易并由他负责。他让里甘对总统说，他要继续同伊朗打交道，而舒尔茨要一刀两断。总统说他希望在已有的“对话”基础上继续发展两国关系。这样凯西与阿马科斯特商定的事就被推翻了。
１２月１３日，驻外机关事务处的官员查尔斯·邓巴报告，他和凯夫１２日在西德法兰克福会见了伊朗代表迈赫迪—纳贾特。伊朗人要求继续进行交易，向伊朗提供更多军事装备。他提到美伊达成的“九点议程”。
凯夫向迈赫迪·纳贾特讲到美国将来帮助伊朗人满足军事需要的问题。迈赫迪·纳贾特说伊朗一直在压科威特释放关押的恐怖分子，以帮助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获释。
１４日上午１１点，我去见总统，向他讲到包括科威特释放恐怖分子和以色列释放什叶派穆斯林在内的九点计划，供伊朗人随时同中央情报局联系的秘密电话，凯西继续谈论进一步向伊朗转让武器，有迹象表明美国在两伊战争中站到伊朗一边，伊朗根据波因德克斯特的要求压科威特释放恐怖分子。
里根总统惊呆了。他无法相信我们实际上同意让伊朗压科威特释放已被定罪的恐怖分子，以换取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获释。就像有人在他小肚子上猛踢了一脚。我第一次真正感到他被蒙骗了，有人严重违反了政策。
第二天传来了更坏的消息。在邓巴回华盛顿后，凯夫与迈赫迪·纳贾特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他把邓巴排除在外，自己一手操办。结果，伊朗人要求大力执行“九点议程”。
上午９点３０分，我到白宫见总统，向他讲了凯夫在法兰克福的会谈以及透露出来的情况。我说：‘我们有责任向国会报告这些情况。”
当我回到国务院时，我听说凯西已经被送进医院。当晚里甘告诉我，凯西长了脑瘤，可能“永远”不能行动。凯西的副手罗伯特·盖茨代理情报局长。
随着１９８６年的过去，我感到事情惭惭得到控制，其关键是凯西的离去。总统仍然无法相信对伊朗的行动的整个构想有致命的缺陷。他尊重我，承认我是为他而斗争，但我肯定，他觉得我应该使释放人质的努力成功。
我希望我们能使人质获释，但不是通过武器交易。关键是要通过耐心的、悄悄的工作，提高劫持和关押人质的筹码，减少代价。这种战略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执行起来很难。政治家必须学会处理必然会出现的压力。公众和新闻媒介必须理解这一做法的重要性。
（六·完）（任美芬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