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案件”内情一瞥

【俄罗斯《新时代》周刊１９９３年第２—３期合刊文章】题：“医生案件”（作者历史学博士埃廷格尔）
塔斯社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３日播发了一条关于逮捕“反革命医生”的消息。全国都知道了，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了一个由医生组成的恐怖主义集团。这些医生企图用有害的治疗方法缩短苏联领导人的寿命”。
逮捕塔斯社的消息公布了被捕医生的名单。这些医生都是国内医学界的泰斗，其中一些人还是具有国际声望的学者。医生中有６个犹太人和３个俄罗斯人，于是便下了这样的结论：大部分被捕者与美国情报机关成立的一个国际犹太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有联系，而其余的人早就是英国情报机关的间谍。
我的父亲——著名的心脏病学教授雅科夫·吉利亚里耶维奇·埃廷格尔是医生中第一个被逮捕的。这发生在塔斯社播发那条消息以前——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８日。在父亲被捕前，我在街上就被抓走了，那时我是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生。１９５１年７月我当医生的妈妈也被抓起来了。妈妈在监狱里度过了３年多时光，父亲被捕没几个月就死在狱中了。
被捕后过了４２个年头，我坐在安全部接待室的一个小房间里阅读因天长日久而发黄的３份卷宗──父母的和我自己的卷宗。应当说，对这些卷宗的研究并没有改变我原先对“医生案件”的看法。
窃听我父亲给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治病多年。我记得，他对官方关于这两个人的死因的说法表示怀疑。
埃廷格尔教授也为共产国际的著名活动家皮克、季米特洛夫、迪亚斯和波兰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治过病。他的许多病人都在３０年代末的镇压中死去了。记得父亲对我说过，他认为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迪亚斯不是像官方宣布的那样在１９４２年自杀，而是被杀。
我父亲是个性格外向的人。从父亲的案卷材料看，安全机关是在４０年代末开始注意上他的。１９４９年斯大林亲自下令取消了他在莫斯科第二医学院授课的资格。国家安全部在我家的电话机里安装了窃听器，近两年时间里的全部谈话都被记录下来。对父亲、母亲和我提出的指控都是以我们的家庭谈话录音为依据的。
屈死埃廷格尔教授被指控有“背叛意图”，“诽谤”斯大林，把斯大林的制度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批评反世界主义的斗争。父亲认为，反世界主义的斗争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直接发动的国家反犹太人运动的表现形式。
如果从侦讯材料卷宗来看，那么在审讯中并没有提父亲对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首先是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的“罪恶治疗”问题。可是，从目前人们所共知的秘密材料中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国家安全部要案侦查处侦查员留明中校在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０日的第一次审讯中就向父亲提出了这种指控，然而这次审讯未作记录。
留明非要让父亲认罪。苏联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也参加了审讯。留明和阿巴库莫夫在父亲治疗谢尔巴科夫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底，阿巴库莫夫在又一次审讯埃廷格尔教授之后“得出了结论”：不存在“罪恶治疗”问题。于是他在１９５１年１月底下令“停止审讯埃廷格尔”，只保留对埃廷格尔从事“反苏活动”的指控。
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于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２日被逮捕。毫无疑问，对斯大林臆想出来的“医生案件”所持的不同立场在搞掉阿巴库莫夫这件事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有关１９５１年夏天审讯阿巴库莫夫的材料中可以看到，他的罪名是抹杀埃廷格尔对当时的一些著名政治家“进行罪恶治疗的事实”。
自白我在１９５４年被释放了。在５０—７０年代的条件所允许的情况下，我一直在搜集与“医生案件”有关的材料。
我在１９７０年曾与前政治局委员和前苏联政府首脑布尔加宁交谈过几次。他对我说，计划在１９５３年３月中旬开始对医生们进行的诉讼程序本应以宣判死刑告结束。布尔加宁证实了多年来关于计划在诉讼程序结束后把犹太人大规模驱逐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传闻。当时还准备好了相应的文件。那时任国防部长的布尔加宁接到了斯大林如下命令：把几百列军用列车调到莫斯科和其它一些大城市供驱逐犹太人之用。
布尔加宁认为，斯大林、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是“医生案件”和反犹太人行动的主要组织者。他说，当时的另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帮了他们的忙。我问这些人到底是谁。他微微一笑，然后回答说：“您想让我说出国家一些现领导人的名字吗？１９５３年的许多人现在仍起着关键性作用。我只想安安静静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