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强盗打交道的时光

【俄罗斯《环球回声》周刊１９９２年第５１期文章】题：希望最后消失原编者按：前苏联的档案资料已有一批关于Ｉ９６８年８月华沙条约５国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情况的带“机密”和“绝密”字样的文件，转交给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学者。在这批文件中，由５位当时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签名的所谓“邀请信”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据认为，这封信成了克里姆林宫进行武装干涉的正式借口。
世界各地报纸１９９２年都发了这样一条消息：杜布切克回忆录很快将问世。杜布切光是在逝世前不久才完成手稿的。下面是杜布切克的回忆。「布拉格之春」起因
我经常思考苏联解体的原因。一个幅员辽阔的强国怎么会这么快就崩溃了呢？依我看，主要原因是制度妨碍了变化。我们在１９６８年与这个荒唐无比的制度发生冲突时，它还十分强大。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努力去做的一切都超出了这个制度的范围。我当时想，１９５６年的匈牙利事件不会重演，现在时代不同了。世界上多数人也同意我的观点。
被“布拉格之春”吓坏了的苏联领导人在１９６８年夏天开始进行挑衅活动。６月２１日，我们收到了就好像我们要求将苏联在１９４４年吞并的喀尔巴阡山麓罗斯归还捷克斯洛伐克一事提出的抗议。我们谁也没有想过任何类似的事情，可是莫斯科却把一切都夸大到难以置信的程度。７月份有个未表明身份的人提醒我们的警察局注意一批藏匿起来的美国造自动步枪。在这之后，勃列日涅夫和乌布利希的宣传工具就向我们发起了一场运动，说美国人向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分子供应武器。我们的内务部长当时对我说：“这些自动步枪是从驻东德苏军的仓库里弄来的。”
７月底勃列日涅夫提议苏捷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谈判是在一个边境车站的铁路职工俱乐部里进行的。苏联代表团每天早晨乘火车来，晚上乘火车回到本国境内。谈判是７月２９日开始的，但很快就出现了僵局。勃列日涅夫和我都只是重复各自的立场。谢列斯特、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等苏联领导人有时表现得相当粗鲁。柯西金称我方代表团成员克里格尔为“来自加里西亚的犹太人”。我对这种侮辱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苏压捷谈判破裂
在谈判过程中，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征集了支持本国领导人的数十万签名。勃列日涅夫得知此事后武断地说：“如果我下个命令，这样的信件和电报将会数以吨计。”我们反驳说，我们根本没有组织任何此类活动，都是自发的。勃列日涅夫答道：“如果这种活动未经中央批准，那就是更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８月３日在布拉迪斯拉发会晤，勃列日涅夫惯于在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前与人亲吻，所以我在布拉迪斯拉发机场等他时对此已经有了准备。我站的位置稍微远一些，并且特意用一大束鲜花遮住自己的面孔。勃列日涅夫走到我跟前，抓住我拿花的那只手猛地举了起来。摄影记者们就把这个场面拍了下来……
８月１７日，卡达尔给我来电话建议在离布拉迪斯拉发不远的地方见见面。在我们会晤时他看上去很平静并且只字未提可能进行的武装干涉，他甚至还认为对我们改革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我只是后来才明白，卡达尔是奉勃列日涅夫之命与我见面的。他第二天就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上签了字。一夜间大兵入境
８月２０日，布拉格阳光明媚，温和如春。当时无法想象，若干小时后俄国坦克会开到我们这里来。其实我国境内那时已经有俄国坦克了。我的好朋友塔日基当时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书记。他很晚才乘车从布拉迪斯拉发返回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街道上他看到了坦克和士兵，以为是在拍电影。塔日基到家以后就睡下了，可是不一会儿就被窗外传来的“俄国人来了！”的叫喊声吵醒。坦克从南面匈牙利方向开过来。
国防部长楚尔深夜给切尔尼克总理打电话，说他的办公室已被占领了。这产生了一种炸弹爆炸的效果。直至最后一分钟我还不相信苏联领导人会下决心对我们采取军事行动，以终止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进程。后来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情表明，我实际上一直在与真正的强盗打交道。
我过去的全部思想都是幼稚的，因为它们以正派和诚意为基础。全世界都在传播塔斯社的这样一条消息：占领行动是“应捷克斯洛伐克党和国家机关的请求”进行的。布拉格上空飞机轰鸣，在鲁济涅机场苏联飞机一分钟降落一架，卸下坦克、装甲车和士兵。
为什么我们没有离开捷共中央大楼，没有领导抵抗运动呢？因为这会违反我们的集体决定——集中进行政治抵抗。我们应该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让叛徒们占据这些岗位。我们意识到，有人会从肉体上消灭我们。但如果我们自愿离去，情况就会完全不同。捷青年为国捐躯
当时在党中央大楼前聚集了许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高举国旗，唱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甚至还唱国际歌。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啊！凌晨４点，一队坦克和装甲车开到了大楼前。车队前面是一辆黑色伏尔加汽车。人群与士兵发生了冲突。一个捷克小伙子就在我们眼皮底下被打死了。于是狂怒的斯姆尔科夫斯基抓起电话朝什么人喊叫了一通，要求不要再杀人。我觉得他是给契尔沃年科大使打电话，可这位大使并不懂捷克语。空降兵们从装甲车里跳了出来，包围了大楼。通向党中央的电话线被切断了。
那是８月２１日上午９点。一帮空降兵闯进了我的办公室。他们分立在窗户旁和门口，很快就来了几个克格勃军官。一名个子不高的上校念了份呆在我办公室里的人的名单并宣布把我们“保护起来”。这种保护确实再可靠不过了：那些空降兵把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我们每一个人。后来我们被带到另一间办公室，那里坐着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些军官。其中一名军官说：“以英德拉同志为首的工农政府宣布逮捕你们！两个小时后你们将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革命法庭也是由英德拉同志领导的！”被俘后押送苏联
我和克里格尔被押入装甲车，送往布拉格机场。斯姆尔科夫斯基、西蒙、什帕切克也被带到了那里，很快切尔尼克也被押解到了。我是在８月２３日夜间被解往莫斯科的。在路上甚至不让我洗脸。他们想让我早些感受到自己是失败者，是失了身份的人。可是我没有这种感觉，我没有什么可感到羞愧的。我直接被带到了克里姆林宫一间有张大桌子的办公室。桌旁坐着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沃罗诺夫，这４个人对占领我国的行动负有主要责任。“四人匪帮”，这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闪了一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只想跟我谈话。我当时没料到斯沃博达总统等人也在莫斯科，而且已经在同他们“进行工作”了。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斯沃博达同意自愿前来莫斯科是犯了一个错误。我不同意这种看法。７３岁的总统在更大程度上是军人，而不是政治家。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避免在手无寸铁的居民与占领军之间发生流血事件。顺便说一句，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斯沃博达施加了很大压力，逼他支持英德拉集团。可是总统说，那还不如枪毙了他。
苏联领导人的计划破产了，武装干涉成了国际丑闻，因此需要加以伪装。在莫斯科举行谈判就成了这种伪装。为此需要有斯沃博达和其他所有人。在第一次谈话之后我拒绝参加这种所谓的“谈判”。苏联领导人看来并不急于尽快作出决定。我指望拖延谈判能有助于我们争取到对方让步。按我的要求，姆利纳日、列纳尔特、巴尔比雷克、雅克什、里加和什维斯特卡被带到了莫斯科。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有关祖国的新消息：占领军未能压制住广播电台，许多自由报刊继续在武装干涉者的眼皮底下出版。我们平静的政治反抗得到了广泛的国际支持。这当然令人鼓舞，但是却未发生任何根本性变化。我们的国家被一架庞大的军事机器占领着，世界上也不存在能够把它赶走的力量。
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十分困难。我们拒绝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存在反革命势力，认为军队的干涉是个不幸的错误并要求撤走军队。苏联领导人断然拒绝了我们的全部要求，并发出威胁。柯西金对斯姆尔科夫斯基说：“以您目前的处境而言，您没有资格提条件。”我从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切尔尼克那里了解到，胡萨克已开始倒向苏联方面。这分裂了我们的队伍。苏联领导人利用这一点建议我们签署一份文件，即后来所说的《莫斯科议定书》。强迫签屈辱降书
８月２６日，在我仍然没有参加的谈判中，我们的２０位领导人中有１３位表示准备在议定书上签字。切尔尼克也倾向于这么做。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西蒙、姆利纳日、克里格尔和我持另外一种意见。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我感到自己负有重大责任。我的名字已成为“布拉格之春”的象征。我要对祖国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负责。
我拒绝签署议定书会被人视为进行积极抵抗的号召。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发动这种流血斗争。一些苏联高级军界人士在若干年后证实了我当时的担心。一位将军对我说，苏联军队当时一旦发现抵抗的苗头，就会毫不留情地镇压。那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以武力和威胁强加于人的不平等条约的典型例子。我们痛苦地感到，历史在重演：希特勒１９３９年３月在柏林就把这样一个条约强加给了捷克斯洛伐克战前最后一任总统哈赫。
我们与苏联领导人的最后一次会晤是由勃列日涅夫主持的。他发表了一通辞藻华丽而内容空洞的讲话。切尔尼克发了言，为我们的改革说了话，提醒注意占领带来的消极后果。我也讲了话。实际上我们是要签一份降书。在这种有损尊严的程序面前我想找出一些恰如其分的话来，想说出全部真相。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脸色阴沉地坐在那里，不过还是在听我的讲话。
勃列日涅夫在我讲完之后又说了一通。他再也不使用关于永恒友谊的陈词滥调了，而是明确地暗示：理想是次要的，捷克斯洛伐克是苏联安全区的一部分，今后仍将是这样。
当我试图反驳勃列日涅夫时，他猛地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高声说我们的全部谈判都白费了，慢慢地走出了房间，全体政治局委员也都跟着他出去了。
晚上又开始了新的会晤，我们逐条详细讨论《议定书》。
我感到十分疲倦，而且心绪不佳。当摄影记者和摄像记者在签署《议定书》的时候涌入大厅时，我的心情更坏。不过，勃列日涅夫忽视了一个微妙的细节：文件签署仪式的照片传遍了全世界。可在勃列日涅夫看来，文件是秘密的，即好像根本不存在。就《莫斯科议定书》的内容我应该对捷克斯洛伐克公众说些什么和怎么说，都作了极为严格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