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氧核糖核酸大战（一）

【美国《洛杉矶时报》文章】题：脱氧核糖核酸之战（记者爱德华·休姆斯）
欧文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进化生物学教授劳伦斯·米勒还未到达法庭，法庭早已设下埋伏。这一点你可以从副地方检察官的阴笑中以及从一叠翻旧了的法庭有关米勒过去表现的档案中看出来。
米勒曾受雇在一件强奸案中代表被告就ＤＮＡ（脱氧核糖核酸）“指纹”作证。到春天他走出法院的时候，这项侦破技术已经引起人们激烈的争论。米勒很快被指责为没有原则的雇佣杀手，因为他作为被告一方的ＤＮＡ专家证人挣的钱比大学教授还多。人们不仅抨击他的看法是错误的，而且指责他“用数字进行欺骗”，有意以虚假的数据作出错误的结论。这在科学界是大逆不道的。
但是，米勒和他的同事说，他唯一的罪过是不同意政府专家的看法。最后，人们还嘲笑他竟敢把对果蝇试验的结论用于人类遗传上，尽管果蝇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一直是遗传学的研究对象。
对这些攻击，米勒进行了同样猛烈的回击，指责公诉人的三位专家置数据不顾，因而作出错误的结论。
遗传印记曾经被看作是一种用ＤＮＡ识别罪犯的无懈可击的技术，而现在一系列激烈的学术辩论、法庭恶战以及对科学家的人身攻击则使这项技术失去光泽。
事实证明，ＤＮＡ印记虽是为破案而采用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但并不是绝对准确的魔弹。通过对比嫌疑者的ＤＮＡ与犯罪现场发现的血液、精液或毛发的这种办法，在许多情况下是可行的，但有时也不行。在ＤＮＡ不规则的图形被弄得模糊不清时，判断就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使用很成问题，把嫌疑者的ＤＮＡ与在犯罪现场收集到的证据对照成了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
这个简单的事实在法庭造成混乱。它要求没有受过科学训练的法官和陪审员决定哪些科学家是正确的，是相信ＤＮＡ印记可靠，还是认为它有严重的缺陷。双方都是真诚的，都有一大堆数据，都是一生清白，都有无懈可击的理由攻击对方。那么陪审员怎么知道一种复杂的技术是用来给有罪者定罪，还是使无辜者蒙受冤屈？无辜者可能被打入死囚，而杀人者则逍遥法外。这完全取决于哪一方有最精明的律师和能言善辩的科学家。在全国各地，情况非常混乱，在同一个州甚至同一个法院，有的法官允许把ＤＮＡ印记作为证据，而另一些则断定这项技术太不可靠。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怪事的发生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科学家到恶毒的攻击，名声被败坏；政府方面被指责搞阴谋；被告律师被指责拉帮结派；研究人员情绪对立，难以共同努力解决引起法庭之战的辩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在于长期沿袭的一条法律原则：法官只有在科学界对新的科学证据的可靠性没有重大争议的情况下，才允许在法庭使用这种证据。这意味着政府的公诉人和专家若要使用ＤＮＡ来给某人定罪，仅仅不同意那些对遗传印记的可靠性表示怀疑的科学家的意见是不够的。他们必须指责批评者，对其动机、道德和能力提出怀疑，使他们名誉扫地。辩护律师则以牙还牙，毫不示弱。
习惯于实验室洁净的工作环境和学术会议探讨气氛的科学家，在攻击之下既感到愤怒，又感到担忧。许多研究人员现在干脆拒绝作证。“这不是科学。他们热衷于谩骂和攻击，”米勒说。总之，ＤＮＡ印记的争论己成为最有意思而又最令人迷惑的法律斗争。由于陪审团和法官都不知道该相信谁，这场斗争近期不可能解决。
到１９９１年底联邦调查局在刑事案件中进行了４０００次ＤＮＡ对比，私营及州和县的实验室也进行了数千次。在大约１／３的情况下，试验证明嫌疑者无罪。但是，在４０几个州有数百人因为ＤＮＡ证据而被起诉，其中多数人被定罪，由此证明了这种新的科学证据的威力。然而，即使在不允许使用ＤＮＡ试验的情况下，嫌疑者通常也会被定罪。这部分是因为公诉人挑选进行首批ＤＮＡ试验的案子都是可明显定罪的案子，这类案子的被告不大可能把ＤＮＡ证据作为上诉的一部分。只是到最近ＤＮＡ才开始成为一些案子中的关键证据，即能够确认嫌疑者与罪犯的唯一联系证据。
在几年前的一个案子中出现了麻烦。１９８７年２月，在纽约，一个叫约瑟夫·卡斯特罗的勤杂工被指控刺死一位孕妇及其两岁的女儿。公诉人请纽约瓦尔哈拉生命密码公司进行ＤＮ分析。该公司的化验表明，卡斯特罗手表上一小块血迹的ＤＮＡ与受害妇女的基因是一致的，这小块血迹属于其他人的可能性仅为亿分之一。
但是，卡斯特罗的律师请了一批有名的科学家核查生命密码公司的化验结果，发现了不少错误。政府方面的一位专家在同被告方面的科学家商谈以后，改变了观点，说亿分之一的可能是错误的。审理此案的法官最后排除了ＤＮＡ证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