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刊透露：南斯拉夫工人以罢工表示对“自治”不信任

罢工从一九五八年就开始了，最近三年罢工次数相当多，已从经济部门扩大到非经济部门；参加者主要是收入少的贫苦工人
【本刊讯】南斯拉夫《观点》月刊，今年二月号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抗议性停工》，摘要如下：
抗议性停工是解决在劳动组织中存在的、不断出现和消失的冲突的一个形式。
尽管近几年来抗议性停工在斯洛文尼亚大量出现，直到不久以前，我们根本没有研究这一现象。
事实是，停工在我们这里是从一九五八年起开始出现的，以前没有发生过。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进一步真正加强自治（扩大权限）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相反。这一因素可能使有些人认为抗议性停工是争取自治斗争的（进步）形式。而有些人又断言——特别是在外国——这是自治发生危机的标志。
在较大量地出现抗议性停工的时候，工人的实际地位和法定地位间的不协调比行政管理的社会主义时期更严重了。
随着自治的实行，越来越多的职能从国家机构的权限转变为工人的直接权限。但是，在法律上转移权限并不意味着实际上转移权限。出现了曲解、偏向，有些人在劳动组织中篡夺权力等等。尽管保证工人们有权对生产、分配、改变等作出决定，但他们在实际上的作用还远远低于法定水平。工人面临的问题是：我有决定权，但对此却作不了主。
抗议性停工是工人们在通过正常途径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所采用的强制解决一定问题的自发形式。调查表明，自治机构、各政治组织的领导机构以及企业领导系统的成份同就业人员的平均成份差别很大。在这些机构中有代表的首先是收入多和工作岗位较好的人（领导地位，计时工资）。上述所有机构——从自治机构到各政治组织的领导机构——在某些地方似乎正在丧失对工人、特别是对那些收入少的工人所存在的问题的感觉。自治机构正在官僚化，正在脱离工人。在某些地方我们甚至可以说，该机构的成员被收买了（用较高的工资、较好的工作岗位以及参加会议得到的大量外快等等）。
停工证明，工人们正在对管理机构丧失信任；在派去就自己的要求进行谈判的代表团中通常没有自治机构的成员。
工人们常常通过停工取得了他们希望取得的、但通过正常途径却未能取得的东西。情况表明，停工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至少对于工人来说是这样。停工的“有效性”正是加速扩大停工的一个因素。
对抗议性停工的参加者进行的分析表明，在参加者中主要是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职员和劳动组织者只在例外的情况下个别地参加。
据我们认为，原因在于这些工人的处境。他们的特点是，个人收入少，其工作实际上是有定额的。因为其生活费用在不可抑制地上涨，工人之间发生了重大的分化。
十分微薄的个人收入威胁到非熟练工人及其家庭起码的生活水平，即威胁到对其基本需要的满足。另一方面，每一个这样的工人在其劳动组织中都看到有些人“坐在办公室里什么事也不干”，但他们的个人收入却足以使他们能够过上相当舒适的生活和购买标志着高级生活水平的东西。因此，今天在发生停工时就相当经常地出现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和管理机构间冲突的因素。
在某些劳动组织中，可以说停工在周期性地重复发生。这样的劳动组织越来越多，这证明停工的原因没有消除。
我们不能忽视如下事实：在最近三年中发生了相当多的抗议性停工，这种停工正在从经济部门扩大到非经济部门。其原因可能是在理论上通过宪法和法律给予直接生产者的东西，在许多地方的实践中还不属于生产者自己所有，而是个人（工长、经理）、集团或（在改革前）国家（通过限价等）侵占权利。
对至今发生的抗议性停工进行的分析表明，一方面，这可能证明对自治及其原则不了解，另一方面，这也证明对现有的自治机构和自治形式不信任。另一个抉择在警告我们：自治机构正在脱离工人，正在官僚化。
只要在劳动集体中现有的矛盾不立即解决，而是堆积起来，由个人或机构来阻挠矛盾的解决，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料，抗议性停工还将继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