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总理卡塞姆访问记

【新华社日内瓦７月３１日电】奥地利“新闻报”７月３０日发表了该报近东特派记者路易·巴尔卡塔访问伊拉克总理卡塞姆后在２９日发出的一篇通讯。摘要如下：（小标题是原有的）
“伊拉克共和国革命政府”总理在巴格达国防部大楼接见了记者，这似乎是他第一次直接和西方记者谈话。
将军做了一个手势，请记者就座。我开口称他“阁下”，这个称呼是同他的总理身份相称的。然而他马上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他的眼光盯住我，用英语说：“请叫我将军”。在我们整个谈话过程中他只说过这一句英语。以后，他便用阿拉伯语谈话，由翻译人员传译。政治家还是军人？
卡塞姆的副官后来对我说，“准将”只是“暂时”担任他目前的职务。在局面稳定以后，他打算再回到军队里去，他的整个心都在军队里。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一个外交家，而是一个军人，他鄙视外交家。在我这次访问以前发生的一次争执最能说明他的性格了。宣传部长尚沙尔曾经希望总理在单独接见记者时有他在场。尚沙尔“无疑是政府里面最干练的人物”。然而，卡塞姆拒绝了这个主张。
我不能同意卡塞姆“不是政治家和外交家”这种印象。这位将军给人的印象是自信、优越、坚强，甚至有点不近人情。这里很多人传闻，费萨尔国王和伊拉王储是他亲手开枪打死的。他的表情和动作能紧紧地抓住人。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像发亮的宝石。他的嘴和坚强的下颚表明他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干劲，但同时又能听从理智的指挥。这是我在近东至今为止所见到过的最危险的人物。他懂得如何掌握最严重的局势。在他的统治下，安曼的侯赛因国王所梦想的“反革命”是不容易实现的。侯赛因绝不是这位体魄强健的军人的敌手。苏联派的间接产物
卡塞姆大概是俄国派的间接产物。卡塞姆本人同苏联没有直接的联系，苏联的思想是同他格格不入的，他显然对这不感兴趣，然而他认为这是对阿拉伯国家没有危险的。在这一点上显出了他的阅历还少：他从来不曾到过真正的外国，他对苏联的了解只是从英美的反宣传中得来的，而这些宣传材料在他看来是“可笑而幼稚的”。他的态度是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中的典型现象。在开罗和贝鲁特，甚至于在安曼，都可以看到这一种对苏联微笑的态度。只有叙利亚人对苏联有一些认识，因为苏联的势力已经进到他们的国家里面来。
据说，卡塞姆是库尔德血统的人，甚至可能有一点土耳其血统。他是１９１９年在叙利亚的阿勒颇出生的。在这个地区有一种很奇怪的人种混合的现象。整个近东地区最优秀的商人和最勇敢的军人都是这个地区的人。卡塞姆是在一个赤贫的革命者家庭里长大的。他从小就受到憎恨封建领主的教育。然而据他说，这不是他的家庭所传播的“阶级仇恨”，而是对那些掠夺国家并且对祖国犯下了罪行的“老爷们”的仇恨。他在少年时代就常常在家里听到别人谈论逮捕、阴谋、行刺和处决等类事情。从扔炸弹开始的经历
他七岁的时候经历了法国人轰击大马士革的事件。据他的朋友说，两年以后，他头一次干了扔炸弹的事。他一次，他把三个人送去见阎王。法国人抓住了他。后来他脱逃了。据他的副官说，直到今天，他还不把“审讯”中留下的疤痕看作已经痊愈的创伤，而是看作“忍无可忍的低声下气”的标志。对于这样一个角色，对于一个有这样一段经历的人，西方能够有什么希望呢？
在军队里，他升迁得很慢。１９３９年他从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就立志要组织革命。然而，一直到三年以前，他被任命为准将并且被派往约旦以后，他才同其他军官取得联系，开始了他们的秘密活动。努里赛义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秘密警察是情报很灵通的，他们对卡塞姆产生了怀疑。当时，年青的国王认识了他，怀着一种弱者对强者的敬爱心情要想请他当自己的侍从官。这引起了警察当局的反对。警察当局向国王说明了这位将军的危险性，于是，国王终于同意了把他派到巴士拉去，后来甚至派到伊拉克中部沙漠地带的要塞。
这一调派行动现在看来是一件失策的事。因为在沙漠里卡塞姆就没有受到监视，并且迅速而精密地组成了阴谋的罗网。今年年初，卡塞姆的革命的上司把他调回巴格达。从这时起，“自由军官’’俱乐部仿照埃及的办法策划的行动就有了迅速的发展，成了对哈希姆王朝的致命威胁。石油的命运如何？总理开始了谈话。他首先庄严地提到他过去已经一再谈到过的一点：伊拉克将保持关于石油的协定。“这是不是说，贵国政府不准备实行石油生产的国有化呢？”他回答说：“这意思是说，我的政府准备尊重这些条约，一直到它们期满为止，绝不准备采取任何片面的行动。’’
我希望知道，伊拉克军队是否占领了英国人的飞机场。巴格达的外国人猜测说，这还是一个没有肯定的问题。革命是胜利了，但是没有人知道在农村和小城市里情况如何，在那些地方有钱的酋长往往使那些薪饷很低的军队服从他们的命令。全国许多边远地方的卫戍部队以及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许多地方的情况还不清楚，这是同现在全国还实行新闻管制有关系的。将军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说：“我们政策的原则是相互依赖，不是单方面的依赖，而是彼此依赖。我们愿意不受条约约束，愿意同各国人民特别是也同西方的各国人民和平友好地相处。我们的革命不是反西方的起义，而是反抗酋长沉重的封建统治，反对政权的腐败和谎话。这个政权的最高主宰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国王，当权的是祖国的叛徒努里·赛义德，而且他也老朽不中用了。您会看到，我们的报纸上没有片言只语鼓动对西方的仇恨。也没有向东方献媚的姿态。在革命的头几天，共产党人在墙上张贴的宣言和标语还得由他们自己去刷掉。”的确我在巴格达街头看见过许多“洗刷队”在士兵的押解下，用绿颜料把每一条共产党标语抹掉。“共产党在伊拉克是不能允许存在的。将来也还不能允许他们存在。”不同潘考夫建立关系
记者问道：巴格达是否将同苏联、中国和潘考夫（编者注：潘考夫为柏林的一个区，民主德国政府所在地）建立外交关系。“当然不会同潘考夫建立关系。”将军这样回答，在这个问题上他显然也在学纳赛尔的作法。“作这样一个决定，与其说是由于政治上的考虑倒不如说是由于经济上的许多考虑。伊拉克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特别良好，在许多方面还大有发展余地。不能为了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交而损害这种极有价值的关系。而且，这也不是我们目前最关心的问题。目前首先是其他国家承认我们的问题，苏联和中国是首先承认我们革命政府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目前还没有作出决定，但是，我看不出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对这些重要的大国的友好行动给以无理的不友好的答复。我同时也要指出，我们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并不是为了要取得经济援助，这是我们不需要的，而是要加强我们的贸易。我们企求同全世界一切国家建立联系，只要它们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向我们提供一点东西，而我们也能向它们提供一
（下转第二版）（上接第四版）点东西。（此处语气不衔接，可能来电漏了几句——译注）请您考虑到，我们的革命不是由自发的人民起义发展起来的。革命就好象下棋一样，必须事先考虑到对手每一着棋，必须预见到一切细微末节。我们当时面临的唯一危险是，由于不能预见到的突然变故而没有能够保持绝对的秘密。自然，我们也估计到了世界上可能产生的一切政治反应。”“人民起义是不受处分的”
记者问：“自由军官们”是否曾经预见到外国干涉的可能？卡塞姆回答说：“我们早就预料到美国军队可能在黎巴嫩登陆，英国可能派军队进入约旦，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些部队现在该怎么办呢？”“应当赶快撤退。”“杀死费萨尔国王，是否预定的事？”卡塞姆将军慢吞吞地回答说：“杀死国王，不是预定的事。杀害他的人已在我们手中。他们将会受到判决。”“对于街上发生的惨剧，是否也要处分责任人呢？”卡塞姆将军霍地站了起来，说：“在我们这里，人民起义是不受处分的。”
将军笔直地站在我前面。他的副官象对平等的人一样随随便便地给他点上香烟。这时我赶紧很不礼貌地又问了他几个问题。伊拉克对阿尔及利亚的态度如何？“我们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朋友，并且祝他们获得自由。然而我们和法国也还保持良好的关系，法国是和我们经济上往来最密切的国家之一，我们的石油有很大一部分是卖给法国的。”“对于阿拉伯团结”的问题，卡塞姆说：“我们团结的基础在于我们同属一个民族。我们是一个民族。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非联合成一个国家不可，假如把经济结构十分不同、经济利益互不一样的许多地区合为一体，那甚至可能是不合理的。”从“波将金”巡洋舰来的人
我说，在我看来，您这个回答就表示您不同意伊拉克同埃及和叙利亚联合了。将军有点不耐烦地说：“我的回答是怎样，就是怎样。”我又问，外界传闻有德国人参与革命的准备工作是否真有其事？将军似乎考虑了一下是否要回答这一个显然不很简单的问题。“我们伊拉克军队里面有德国人。你难道以为，我们军官和爱国者在策划一个民族起义时，真的可能让外国人参与其事吗？”
他和我冷淡地拉了拉手就走出了房间。我看到他的副官是如何地崇拜得五体投地地看着他的背影。我们出门时看到门前站着一个年青的士兵，肩膀上挂着两支枪，帽子推到脑后勺上，嘴角刁着一支香烟。他的神态活象是刚刚从“波将金”（编者注：“波将金”巡洋舰是在１９０５年起义的俄国舰只）巡洋舰下来的人。这时我想，哈希姆王朝的人恐怕是不能很快就回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