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肖洛霍夫在日大谈资产阶级人性论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二十六日刊登叛徒肖洛霍夫在日本文艺家协会主办的座谈会上的言论。摘要如下：
肖洛霍夫说：“所谓文学，很自然的，各国应当走独自的道路。我认为，作家的一般性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灵魂，创造不愧为现代人的文学。”
“我非常尊敬日本文学，这是因为它具有悠久的传统，而且当代又有很多继承人。”
肖洛霍夫在谈到日本作家为了生活每天或每月必须写很多作品时说：“一个作家如果处在总是要写东西的立场上，那是令人不愉快的，那将使作品的质量降低。作家应当有酝酿的时间，而在这个时间里什么也不做。”
“一个年青的作家，只要他有花费三、四年的时间写一部作品的生活条件（即经济条件），这个作家就能成长起来。我建议日本的年青作家同富翁的女儿结婚，如何？”
在谈到对于作家来说什么环境最好的问题时，肖洛霍夫说，“我认为，在任何一个国家，普通的生活环境最好。”
“的确，对于一些作家来说，安逸的生活会使他们糟塌了才能，但对于坚强的作家来说，是用不着担心的。”
肖洛霍夫在谈到他自己的经济生活情况时说，“当我领到诺贝尔奖金时，在欧洲，人们说我一定是一个百万富翁，但是如果我真是一个大富翁，我会驾驶自己的游艇去斯德哥尔摩。‘赚钱’的办法，苏联和西欧不同。在西欧，纯利润的百分之三十是稿费，但，在苏联，第一版给作家百分之百（的稿费），第二版给百分之七十五，最后只能拿到百分之十五。越是再版，钱就拿得越少。”
“原卓也（日作家）问：在苏联，写小说时对主题有无限制？坡伦科夫（苏作家联盟书记）插话说：‘除了反苏的东西以外，作家有写他自己想写的东西的权利’”。
肖洛霍夫说：“举一个例子说，我在写《静静的顿河》时，有人批评我应当让葛利高里（小说的主人公）当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席。我没有听这个忠告。如果我要把葛利高里写成那样的人，他一定会变成不三不四的人。我是把良心作为历史的见证来写的。请看，（在苏联）是有自由的。”
“无论是在日本或是在苏联，如果没有很好的培育国民性，那是作家的责任。”
“杜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对日本的文学和西欧的文学都曾发生过巨大的影响。但是我认为，那是因为作家的整个人性提高了人们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