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央情报局到处声名狼籍（续完）

派遣Ｕ２飞贼侦察各国偷拍照片
一九五四年组织右派势力推翻危地马拉的民族主义总统阿本斯，一九五三年推翻伊朗坚持石油国有的总理摩萨台，一九六一年主持古巴难民登陆吉隆滩等等都是计划处策动的。
其他如利用Ｕ—２飞机侦察社会主义国家领空并拍摄对方的照片，在柏林东区偷接苏军总部的电话线等等。
中央情报局在国外的特务，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他们都是在计划处的统一领导下。第一部分是指那些从事真正的肮脏勾当的特务，这些特务包括间谍和反间谍，破坏分子，准军事活动的领袖，收买革命等等。这些特务的行动极其诡秘，只有在他们非常“不幸地”被捕和由于政治或宣传目的而“冒出头”的时候，他们的活动才被公布出来。派出特务伪装学者游客商人
进行活动
《纽约时报》的记者们肯定地说，他们无法举出任何一个这类特务的姓名来，虽然，他们有时碰到若干行踪诡秘和来历不明的美国人。这些“深藏的特务”，通常是伪装为商人、游客、学者、学生、传教士或慈善事业人员。他们往往是互不相识的。
第二部分的驻外特务人数较多，他们经常是在官方外交使团的“较松的掩护下”进行活动。在外交使团的人事纪录簿中，他们被列为政治官员或经济官员，例如财政部代表，领事馆官员，国际开发署（美国援外机构）雇员，或者美国新闻署雇员。中央情报局驻在各国的站长，可能被列为美国大使的特别助理或高级政治官员。
显然，中央情报局在国外的特务人数是严守秘密的，在过去，甚至象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那样的总统近身顾问，也不让知道。不过，施莱辛格在他所著的《一千天》一书中指出，那些“在海外官方掩护下活动的”特务，其人数接近国务院的全体雇员，假如此说属实，那大约是六千六百人。
中央情报局在美国的三十个城市，保持有办事处。这些办事处虽然公开，但是仍然非常谨慎。他们的电话号码列在中央情报局或美国政府的名下，但是并不透露住址。有一个时候，这些办事处知道有学者、商人、学生以至普通游客想到“铁幕”后面旅行后，总是设法同他们接触，要求他们记录自己见到的事物，并于回国时向中央情报局报告。
更为秘密的是，中央情报局全部或部分补助大量的私人和企业，例如“私人的”基金组织，书刊和杂志的发行人，大学里的国际研究学院或法律事务所，各种各样的“行业”以及外国的电台等等。其中一些确实替中央情报局做了有价值的工作，不过，其余部分除了作为“眼线”外，并无多大作为。特务任何行动都经白宫批准
前国务卿杜勒斯和现在的国务卿腊斯克坚决地认为，中央情报局在国外所干的任何政治性事件无一不是经过政府高级人士批准的。问题在于中央情报局向美国政府提供的事实有时不免戏剧性的言过其实，并不可避免地会提出一些秘密的行动建议，中央情报局的人员渴望执行这些建议，他们并且相信这些计划必会成功。
猪湾事件，是在极密之下策划的，并在列出了种种“事实”的基础上获得政治上的批准。提供事实的人是中央情报局中最热心于推翻古巴政权的人，执行计划的也是这班最热心的人。
入侵的惨败和它的各种原因不须重新详述。一个官员说，肯尼迪气得恨不得把中央情报局撕成一片片撒到空中让狂风吹散。同时，肯尼迪总统对他的挚友——华盛顿的一名律师克利福德坦率地说：“再来一次这样的事件，我受不了。”克利福德在杜鲁门总统时代曾负责起草成立中央情报局的法案。
但是，因为肯尼迫不能轻易取消这个机构，更不能减弱它的职能，便决定要“把它置于控制之下”。
首先，他下令成立一个调查小组予以彻底调查。调查小组由泰勒领导，成员有：艾伦·杜勒斯，海军作战部长伯克和司法部长罗勃特·肯尼迪。
第二，肯尼迪根据克利福德的建议，以外国情报谘询委员会的名义使旧的谘询机构重新成立。肯尼迪还指令该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局进行彻头彻尾的全面调查，提出改革办法，并监督新办法的执行。
第三，经过一个相当时间的休歇之后，总统即免去艾伦·杜勒斯的职务，并以原子能委员会前任主席麦康接替。
第四，总统给每一位驻外大使去信，告诉他们他已经把“主持整个的外交任务”置在他的职权之内，包括的不仅是外交工作人员的人事，还有美国其他机构的代表也在内。其他机构的代表必须把他们的意见和活动充分告诉驻外大使，并且遵从大使作出的决定。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