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崛起

【英国《新政治家》杂志１２月１１日一期文章】题：印度的原教旨主义缺陷副题：杰里米·西布鲁克：论一个被新近变得激进的印度教和国际货仙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市场改革所毁灭的国家
关于印度北部城市阿约提亚的巴布里清真寺问题的争执由来已久，但在成为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民党选举焦点之前并没有成为要害问题。这一问题使印度人民党在议会中的席位从１９８４年的两个增加到１９９１年的１１９个，成为议会中反对国大党（英迪拉派）政府的主要反对党。
印度人民党的全部政治基础就是在这个有争议的场地上修建一座庙宇，它１０年来一直在煽起一种狂热。它的更为极端的盟友──
——世界印度教委员会和国民志愿团不顾法院的指令而实行这项煽动计划，因为他们说，法院的指令在信仰问题上是没有地位的。
他们已许愿派遣１００万名积极分子于１２月６日修建一座庙宇，因此几乎不能后退。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无法控制他们所释放出来的能量。要想遏制仇恨和地方自治主义势力并非易事。
印度原教旨主义为何在这个时候高涨呢？印度发生了哪些使印度人民党崛起的重大事件？
首先，印度人民党壮大是靠它提出的一种指责，指责“世俗”政党奉行了对少数民族（指穆斯林）姑息的政策。他们提到将穆斯林的婚姻和离婚法排除在统一的民法的条款之外的沙巴诺案件，以及禁止《撒旦诗篇》发行；他们指责其他政党多年来一直在争取穆斯林的支持，认为他们没有理由不去争取占８０％印度教徒的支持。但是，有一些同样有力的因素产生了这一强烈的反应。左派１１月２５日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有２５万人参加的反对拉奥政府的经济“改革”的示威。
反对改革或恢复甘地所提倡的自力更生的主张最初来自甘地派、社会主义者和中间偏左的人民党。这种主张现在实际上被印度人民党接过去，因为它急于用除阿约提亚之外的某个问题使自己的主张获得内容和信誉。而印度人民党对跨国公司和对新的自由化政策的敌视态度只是程度不同。
当新经济政策只会使穷人更穷的时候，带头反对的不是左派，而是国大党（英派）和印度人民党及其在国民志愿团和世界印度教委员会中的极端派盟友。一方面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改革产生的显著影响，另一方面是回归印度教的根源，两者带来的是虚假的两极现象，这两极现象本身是一种贫困、愤怒和绝望的恶性循环的一部分。这些现象相互作用，同时实际上掩盖了各种选择方案，不管这些方案是由社会主义运动、甘地主义运动，还是由新人民运动提出的，后者是在反抗开发和环境污染的暴力活动中发展起来的。
许多生活在种姓制度下的印度教教徒对印度人民党作出的反应是令人寒心的。针对独立后印度的世俗主义，他们说：“我们一直羞于自称是印度教教徒；我们一直受到少数民族的压迫和虐待。”他们说，我们再也不会被迫保持沉默了。这一反应同欧洲人对黑人和少数民族移民的反应遥相呼应：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成为陌生人，而他们却受到优待。把少数民族提升到虚假压迫者的地位，这似乎是所有法西斯主义政治事态发展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在当前条件下，印度教正在变得具有较大的对抗性，它变得更像它所反对和仇恨的、重新崛起的伊斯兰教了。印度人民党是一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它是在对其他原教旨主义势力作出反应时崛起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原教旨主义既能够被人理解，又更加令人恐惧。
那些为印度宪法辩护的人发现，在当今全球都崇拜西方的美好生活和致富希望时，他们所能拿出来的只是世俗主义和宽容的稀粥和修建一座供奉罗摩的庙宇的设想等等。例如，印度教三大神之一毗湿奴的主要化身克利须那的出生地马图拉也有一座清真寺，它很可能会成为决心要在印度建立一个印度教国家的狂热印度教教徒采取实际宗教行动的下一个目标。
西方化和自由化的冒险家们，以及印度教统治的梦想家们之所以修建各自的庙宇，是由于估计穷人具有无穷无尽的适应能力。但是正如阿约提亚事件后爆发的暴力活动所表明的，这种忍耐并不是无限的。印度事态发展特别令人沮丧的一点是：对贫困的人民大众来说，“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竟然被认为体现在宗教蒙昧主义上，而真正需要的是一项解决印度当前从属于世界新秩序的地位的合理和有希望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