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名远扬的中央情报局所作所为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四月二十六日刊载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丑史的第一篇文章，摘要如下（原载香港《大公报》，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新加坡酒店断电事件
在一九六○年的一天，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务自东京搭飞机赶到新加坡，他跑进一家酒店的房间，这间房间正要接见一个客人。
这个特务在房间里安置“说谎侦察器”，不料在他插入插头时，因电流过度负荷而烧断了供电系统，整座酒店断电了。
事后经过调查，这个特务和他的另一名同事——中央情报局的人员一起被捕，他们被控为美国干间谍罪而判刑。这事结果变成一件国际事件激怒了伦敦，因为这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二次了。美国大使弄得难为情，结果美国国务院写了一封罕见的道歉信向一个外国首脑致歉。
五年后这个外国首脑找到一个机会指责所有中央情报局的美国人员都是不忠不可信的坏蛋。这一来就使一些东方的邻国都知道中央情报局专门不干好事，而那个外国首脑也因而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
最后，这件事不得不使美国政府公开撒谎，然后更公开地承认撒了谎。
这一来全世界都怀疑中央情报局了。五年来一连串的问题紧紧纠缠着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政府。例如：被称为“无形的政府”
——这个秘密特务机关早已因颠覆许多国家政府而著名；它扶植各国的军中势力以为己用；它发动了入侵古巴；它在各国电话、无线电报机构中搞间谍工作；它出版书、出版杂志和经营各种非法商业：难道这个机构是不受美国政府控制的么？
——中央情报局想做有利于美国的工作，然而它是否正在损害着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央情报局耗费大量的金钱进行贿赂、收买和颠覆别国的政府，难道它就不仔细检验这些行动的后果？
——它集中的权力和对美国政治领袖的影响力，如此之大，甚至被称为“无形的政府”，超过美国总统的权力，果真如此？
这些就是世界上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出的问号。
最近这些问题再度被提出来了。据揭露，美国密执安州大学，在吴庭艳政权时代搞的一个什么百万美元“技术援助计划”，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局的一批特务用来做特务工作的掩护。
上个星期在巴尔的摩城一个被联邦法庭控以“诽谤污蔑”他人之罪的人，公然向法庭辩称他是奉中央情报局之命这样做的。果然在大庭广众之前，中央情报局公开向法庭说，该局命令所属特务朱利·芬斯拒绝供出本案详情，为的是要保护美国在国外的情报机关。果然联邦法庭宣布芬斯完全可以逍遥法外。
象这类事件，确实使公众对中央情报局的活动日益为之不满和沮丧，造成国会中越来越多的议员和舆论界对中央情报局干的工作和权力的重大怀疑。这个特务中心已成为华盛顿的最成问题、也是最少人了解其真相的机构。外交失策造成的错误
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可靠的答案，有助于使一般人头脑中的想象变成事实，进而了解中央情报局所干的种种工作，我们《纽约时报》特地从全世界的消息灵通的美国人搜集到许多情报和意见。
我们从曾在三十五个国家工作过的二十名记者和编辑，以及从华盛顿五十名以上的官员得到了情报，这些官员都是前任或现任的，有的是国会议员，有的曾任军职。我们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几个月的研究，结果有许多重要的发现。举例来说，新加坡事件不仅是由于中央情报局的轻率和美国缺乏政治上的控制而造成，而且也由于美国外交的失策所铸成的错误。
我们还发现声名狼藉的中央情报局并非如外间所传那样没有人管而是一个置于严格的政治和预算管制之下的机构。特别是自从一九六一年入侵古巴猪湾事件发生后，这一控制就一向是严密的。从我们得到的这些关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说明了那些主张对情报局加强管制——如在国会成立一个委员会加以监督之类的意见，根本就不可能使情报局比它现在所受到的控制更加严密。美国外交政策的负累
那个从东京飞到新加坡去的特务，是为了补充加强美国在那里的间谍力量而去的。原来就在新加坡活动的美国特务，决定使用说谎侦察器测验一下这个新来特务执行间谍工作的人的可靠性。
当说谎侦察器把旅馆里的电力弄得供应不足的时候，来访的特务、那个从东京来的特务以及另外一名中央情报局人员就被发现而一网成擒了。他们被关押在新加坡的一所监狱中。据说他们在那里受到了“拷打”——要不是事实，那就是为了榨取赎金了。贿赂李光耀事件
显然，通过中央情报局的途径，美国和新加坡双方曾举行了商谈，以探讨用增拨美援的方法来赎回这些被捕的美国人的自由。（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
但是，华盛顿最后认为，新加坡所开的价钱太高昂了。随后，这些被捕的美国人却获得了释放。
国务卿腊斯克于是给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写了一封正式的道歉书，答应对罪犯施行纪律处分。
事情看来是告一段落了，可是到了去年秋天，当李光耀宣布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并基于政治上的理由，寻求对英国比诸对美国更加友好的时候
——尽管李光耀的反美主义说不上是出于亲共，这一来，事情就节外生枝了。
为了达到同英国更加友好的目的，李光耀透露了一九六○年的“冒犯”事件，而没有披露详情细节，他只是说，他要求得到三千三百万美元，有人则建议给他微不足道的三百三十万美元贿赂。
这时候，对中央情报局人员所干的坏事照例总是矢口否认的国务院，却不晓得腊斯克曾向李光耀道过歉，因之说李光耀的指责是生造。接着，李光耀就公布了一九六一年腊斯克写给他的信，并声言要向报界播放一些有趣的录音带。
这时，华盛顿急急忙忙地作了承认
——但不是承认作了贿赂的提议，对于这，与这次事件有关的全部官员都矢口否认过了，也不是承认了这件事件本身，而是作了这样的承认：我们作了一些值得道歉的事情。
伦敦方面，开初已经对中央情报局不信任英国情报机关“ＭＩ—６”而表示了恼火，而现在，对于华盛顿的拙劣手法，它再一次感到震怒。
美国在新加坡的特务，是根据来自华盛顿的直接指示行事的。而美国在新加坡的特务的中央情报局上司，则是听命于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示。
但是，新加坡事件（其详情细节是给中央情报局保密的帷幕掩盖住了）却大大地增加了世界上许多人，包括美国的许多人对中央情报局及其活动的怀疑。
事实是，尽管中央情报局有着国际名声，但是，出入美国政府的官员没有几个充分地了解它的工作、组织、监督，以及它同其他行政部门的关系。左右美国总统作出决策
许多批评者不晓得：中央情报局的全部经费是要提前被核准的——首先是由包括一些高级政府官员和白宫助理人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加以审核，接着就由预算局的官员审核，他们拥有拒绝或削减预算经费的权力。
一九六○年，中央情报局驻在老挝的特务，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出现，把持选举箱，并且策划地方叛变，以协助由该局挑选的“强人”诺萨万将军，建立一个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所盼望的“亲美”政府。
此举获得了成功，而且成功到了如此地步，以致刺激了苏联对当时站在反对诺萨万政府的老挝左派分子方面进行干涉。当肯尼迪政府上台准备修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时，它发现中央情报局已对诺萨万承担许多义务，因此需要经过两年的谈判和恫吓，才能重新建立富马亲王的“中立”政权。不过，已不能再次把亲共的老挝左派分子赶出毗邻北越的边境地区了。
在西贡建立一个非共的政府，是另一个由中央情报局协助进行的计划。吴庭艳到西贡当总理后，也是由于中央情报局的努力，才把吴庭艳变成一个亲美的南越首脑的。协助说服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叫它们利用吴庭艳在一个长时间里度过越南的风暴的，也正是中央情报局。这些有记录在案的事件，不仅大大有助于人们探索中央情报局这个工具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力，而且给了中央情报局一个远远超过它本身的真正意图和能力的名声，包括功绩和劣绩的名声在内。制造推翻恩克鲁玛政变
由于种种误传的消息、闲谈、误解和不安以及以讹传讹，已使该局受到近乎一切任何人愿意加给它的谴责。迄今为止，该局已受到的谴责，其荦荦大者有：挑起一九六五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策动去年成为后来杀死印尼若干主要将领的借口的“政变”；谋杀刚果（利）总理卢蒙巴；策动推翻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政变。
中央情报局以外的美国政府官员硬说所有这些谴责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谴责，都是无中生有的，不过，中央情报局给人留下的形象是：它系依靠最卑鄙的捏造和最荒唐的消息过日子。
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的美国大使馆，有一个低级官员，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站长。他所住的房子，比美国大使还要华丽，因此，尼日利亚人明显地推论到谁是美使馆的主持人。推翻巴西古拉特政权
当巴西总统古拉特一九六四年下台的时候，人们指责中央情报局特务在他最有势力的敌对分子中间活动，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得出了谁是真正推翻古拉特的人的结论。那怕是夸大了的结论。
中央情报局的这类介入（真实的和设想的），不仅在国外引起可怕的疑惧和不安，在国内也引起类似的怀疑和不安。例如美国记者索伦森已经报道过，美国和平队建立初期曾经勇敢地进行斗争，抵抗中央情报局对该队的渗透。美国政府的其他机关，美国各家报纸、商行、救济基金组织、研究会所和大专学校等，在若干情况下，都是战战兢兢地设法避免受到中央情报局的渗透。
熟悉中央情报局最近活动的每个消息灵通的官员和前任官员，在接受记者访问时都证实国务卿腊斯克已经公开说过的话，即中央情报局“并没有从事政府最高决策领袖所不知道的行动”。
《纽约时报》所进行的调查，叫人毫无疑问地相信，不管有过什么不正确的估计。犯过什么错误，遇过什么不幸，也不管这种情况发生在朝鲜战争来得唐突的初期，或出现在战争过于匆促地扩大的期间，抑或发生在战后期间，中央情报局的行动都不是独断独行，而是得到美国政府政治领袖们的批准，并且受到政府政治领袖们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