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新闻》评述中国改革特点：中国人善于理伦结合实际

【俄罗斯《莫斯科新闻》周报第５１一５２期合刊文章】题：中国人可以教给我们什么？（作者库利克和斯特罗甘）原编者按：在俄罗斯该走什么路的无休止的争论中，越来越经常地提到中国。一些人把中国模式看成是医治俄罗斯经济的药方，而另一些人则用天安门事件来吓唬社会。这个国家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大概，常提中国经验的那些政治家对这个经验只略知皮毛，他们引用中国经验只是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只有在认真分析中国走过的改革之路后，才可以得出中国经验对我们有多大益处的结论。
中国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面临深渊时开始搞改革的。跟我国一样，改革一开始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但我国的这场革命没有成功，１９９１年的八月事件宣告其结束，而中国的这场革命却蒸蒸日上。
另一个不同点是中国社会在心理上做好了投入“市场海洋”的准备。再有一点，拥有几百亿美元资产的海外华人对改革提供了物质和智力上的帮助。最后一点，西方和国际经济组织的支持起了作用，它们向北京提供了约６００亿美元的贷款。
在我国，经济转向消费者一直都只停留在口号上，无论政府有过多少次更迭都是这样，而中国则与我们不同，经济转向消费者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它不再强调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把工作重心转向了能够向市场提供充足消费品的部门。在裁军和减少国防开支的同时，军工部门开始大批转产，生产民用产品。
中国改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是其又一特点。
在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９０年代初）不谈建立市场经济，而只谈用市场因素“完善”过去的命令体制。
中国没有全盘引进市场，而只是有选择地引进市场，各地区、各部门在时间上有很大差别。例如，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六年之后才进入城市。市场关系在轻工业部门盛行，而很少触及重工业部门。结果在中国形成了市场因素与命令体制相结合的经济混合体。这种混合体带来很大的内部矛盾、不稳定性，很难使“马和鹿”拉一套车。
当中国领导人看到市场与命令体制之间的平衡已失去其积极潜力潜力的时候，他们意识到必须过渡到改革的第二阶段，建立自己的经济市场。在今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做出了这一决定。
中国人究竟能够教给我们什么呢？如果指的是整个中国模式，那么毫无疑问，我们是无法实施的，而且哪个国家都无法使用。中国建立起来的体制的独特性并不在于发明了某种新的规律。中国人掌握了著名的经济理论后，能够小心翼翼地把它同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这就是中国模式的主要力量，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他们的这种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