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一电影工作者说：革命影片在苏已成历史参考书

【本刊讯】《苏维埃文化报》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刊登谢利雅宾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十五年前，一个年青的女大学生看完了美国影片《第一次舞会》之后，伤心地叹了口气说，“那怕是这样生活一天也好……”
当时，有几个士兵对她讲了一番严厉的话。
如果我说，在战前青年巩固的思想基础中有我们电影工作者放上的一些砖，我并不是偏心。它们曾经以那种长期为人民服务所必须的安全系数牢靠地支撑了楼房。
但是几年过去了，你就会不安地发现，在地基上不断出现用电影代用品补缀过的陷坑，而孩子们得到的远不是上等的思想食物。
在巴尔瑙尔，少年罪犯对民警机关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是模仿电影《绿街小舍》的导演制定的方法犯了罪，这是值得警惕的。
用《第一次舞会》的理想培养出来的女大学生，同那些还没有掌握数学四则就同刑法打交道的男孩子相比，只不过是无辜的牺牲品。
成年人对孩子们的易感性向来抱着赞许的态度。但是，儿童心理的这个特点有不同的色彩。当然，如果孩子从小就抓住好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成为他的心灵的一部分，那是令人高兴的。但是在放映《七好汉》之后，不少人纷纷仿效这部片子主人公，这真有点可怕。要知道，今年春天发生打架的事，无不是受到《七好汉》的影响，此后，有个参加打架的人几乎要动手术。
而电影发行公司的架上放着培育三十年代青少年的优秀影片。您问一问现在的孩子们，他们是否知道经受革命烈火教育的优秀青年马克西姆，是否知道邵尔斯部队。只有很少的孩子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除非有神妙的运气，才能看到这些讲述我们祖国光荣的革命历史的影片。
这些电影的广告牌几乎变成了节日里影院前面的装饰品。电影发行公司的人坦率地谈到这一点。电影发行公司里的这些拷贝节日一过就收拾起来了，直到下一个节日再拿出来。
原来，电影院不订战前的历史革命影片，认为它们已经过时了，电影发行公司又没有积极影响上映节目的可能性。追求“新颖”（其后面隐藏着希望完成财政计划的合理愿望）变成了可悲的“发现”：充满着极其优秀的艺术发明的历史革命影片变成了只是小学的这一或那一历史题目的参考书。
但是，谁说过革命是属于历史范畴的呢？即使现在，革命还在继续，不知道人民是通过什么道路走向现在的生活，就不能建设新的生活方式。谁又说过爱国主义教育应当通过象《米什卡、谢列加和我》这种平淡无味的小玩意儿来进行，谁又说过应当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米宁和波扎尔斯基》、《鲍格丹·赫米尔尼茨基》以及其他优秀影片归挡呢？除非完全变得冷酷，才能不看到，对我们祖国未来的公民进行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神圣事业怎样渐渐地滑到发行公司商业活动的水平。电影发行公司的工作人员常常高兴地说到，莫斯科人如何“很好地观看了”这一或那一电影。“很好地观看了”
——这表示五百万首都居民吸收了《巴黎的秘密》，成了《七好汉》中一连串凶杀案的目睹者。遗憾的是，统计员闭口不提有多少儿童看了这些电影。这已经是法院统计员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