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冕与无冕观念各相异（上）

【新加坡《联合早报》９月１９日文章】题：看西方新闻界如何滥用“新闻自由”特权（作者联合早报副总编辑吴元华）
一名亚洲国家的中文报编辑和一名美国的报纸编辑在一个新闻学研讨会上碰头。在谈到他们在各自社会上的地位时，中文报编辑说他们素来有“无冕皇帝”的称号，但是他们在很多时候得尊重地位比他们更崇高的有冕皇帝的权威。
美国编辑则说他们不但真正享有无冕皇帝的崇高地位，同时还可以毫无顾忌地把有冕皇帝斗垮。在他们的眼中，有冕皇帝的剑不如无冕皇帝的笔锋利，所以得对他们忍气吞声、甚至退避三舍。
这个真实的故事很生动地反映了西方国家和一些东方国家的新闻工作者对待新闻专业的不同态度。这两名东西方的报纸编辑分别是各自社会传统和政治文化的产物，他们对传播媒介的作用的观念不能说是谁对谁错，他们的做法也不能说孰优孰劣。正如长江之水向东流，密西西比河向南流一样，各在所流经的地区扮演它们特定的角色，发挥它们各自的功能。
由于东西方让会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不同，影响到传播媒介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有基本上的分歧。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新闻界把自己看成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自诩为自由民主制度的四大支柱之一，因此新闻工作者享有特殊的地位，自认拥有监督政府事务和暴露当权者私生活的特殊权力。
西方国家的新闻界以绝对新闻自由的理由而跟政府对抗的历史起源甚早。远在１７６２年６月５日，苏格兰人约翰·威尔克斯（１７２７—１７９７）在《英国北方人》的创刊号中说：“‘新闻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坚强的堡垒……。批评政府是每个新闻工作者的神圣天职。”
近在１９８８年４月，设在伦敦的国际报业学院的主席塞布里安在该院出版的书《为新闻自由辩护》的序言中说：
“政党和工会力量的影响力的衰退，中央政府制定越来越多的政策……都说明了自由报纸扮演人权的捍卫者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大众传播媒介不能只满足于作为第四权力，而是应该负起真正反对力量的责任，谴责并且纠正它们认为社会上任何越权的机构和组织。这种看法在西方国家越来越流行。”一定要与政府对抗吗？
“捍卫人权”、“谴责并且纠正它们认为社会上任何越权的机构和组织”，都是正义的行为，也是各国新闻界共问的社会责任。但是，西方新闻界以跟政府对抗为“神圣天职”的传统，则未必适合各国的情况，正如民主和自由的定义也因国家及其玫体的不同而有差异一样。人们不禁要问，新闻界一定要跟民选的政府对抗才算履行他们的社会责任吗？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尊重绝对新闻自由的美国总统和美国一些新闻工作者本身也不能忍受毫无约束的新闻自由；他们越来越觉得，所谓“绝对的新闻自由”已经被部分别有居心的新闻工作者滥用了。
早在２００多年前，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是绝对新闻自由的坚定拥护者，可是他本身却正是新闻界无情攻击的受害者。在竞选总统期间，波士帧联邦派报纸把他比作“无耻的娼妇”，其他的报纸也捏造许多他私生活的故事以诽谤他的名誉。即使是这样，他在１７８７年仍然公开宣称：“如果让我就有政府而无报纸，或有报纸而无政府之间作个选择，我将毫不犹豫选择后者。”
但是他希望看到的报纸显然不是抱着对抗态度、恶作剧的报纸，因为他后来也表明他的立场：“我甘愿把自己作为一个伟大的实验，以证明一个廉洁、公正且得到人民支持的政府，即使是荒唐报纸的谎言也不能将它推翻。……这种实验在向世人说明，出版自由与平民政府不能并立的见解显然是荒谬的。……报纸任意说谎就失去力量，这已经是不争之实了。”报纸编辑学会会长看法不同１９８２年５月，美国报纸编辑学会会长、《纽约每日新闻》的总编辑奥尼尔在向学会的告别演讲中说：“在跟政府的关系中，报界抱着那么敌视的态度，已经威胁到民主的程序”，“报界已经把政府看成是敌人”。
他告诉在场的美国新闻业的主要负责人说：“我们对政府所作的大部分工作都感到怀疑，行；我们不相信政府所推行的许多计划，行；我们自以为是政府的监视者，行；我们以暴露政府的错误和贪污行为面沾沾自喜，也行；但是作为政府的敌人，不行。”
你可以想象，像奥尼尔这样的西方新闻工作者是少数人中的少数，他的“叛逆”的见解必然受到维护主流思想者的围攻。果然，同年１２月，１９名美国著名的报纸出版人、高级编辑和学术人员齐集在佛罗里达州的现代传播媒介学院“公审”奥尼尔。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报界跟政府的对抗不但还不够，反而是“过软”了。揭人隐私、藐视法律
西方新闻界的另一种自山是揭人隐私，藐视法律和他人的隐私权。比如，最近澳大利亚纵多利亚州国会警告传播媒介不要以为公众提供消息为借口，而藐视国会条规，泄漏国会秘密。但是发表国会文件的墨尔本《太阳先驱报》的总编辑回答说：“作为总编辑，我的个人责任是发表我认为对读者有关系的事情，他们是维多利亚州的公众；在现有的法律下，我对国会的责任是次要的。”
至于西方报纸揭人隐私的作法简直是家常便饭，不胜枚举。他们的理由总是“事关公众利益”。最近，贵为美国副总统的奎尔又成了美国新闻界嘲弄与挖苦的对象。本身出身于一个报业世家的奎尔也受不了这样的人身攻击，于是，在一次记者会上他不客气地对他们说：
“新闻工作者有好坏之分。让我告诉你们这些好的新闻工作者：你们已经被不良的新闻工作者征服了。……好的新闻工作态度是：听到了谣言和传闻后，应先着手查证。”
上面这些例子简要地说明了西方国家的新闻工作者是怎样看待他们的专业，以及那种态度所造成的影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