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绝境

【苏联《共青团真理报》１９８７年１月３０日文章】题：傲慢与绝境（作者哲学博士Ｈ·格拉西莫夫和贡恰鲁克）
一些人想垄断精神领域、扮演科学与艺术的唯一创造者以及唯一审判官的角色，他们是站不住脚的。
他们的立论大致是这样的：创造国家精神财富的集团的智力、文化和技能水平越高，他们的劳动结果也就越大。别去妨碍这些集团创造精神财富，只需向他们提供最大限度的物质条件，并任其自行解决选谁和允许谁进入这个集团，和由他们决定创造什么，什么思想是主要的思想以及如何评价自身的劳动等问题。
这些集团认为，党、国家或社会对其活动进行任何形式的监督都是不必要的，它们宣布任何监督都是“外行的干涉”。
读者公正地指出，近二三十年来，这种观念没有受到任何认真的批判。相应地说，在这个时期内，“精神贵族”利用智力上和文化上的优势以达到自私目的的积极性却大大地提高了。读者来信指出了这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危险性和它在实际中的多种表现。
叶尔莫拉耶夫写道，“任何凌驾于社会之上，把横行霸道和寄生性奉为生活准则的企图，都是极其危险的。一旦根据这样一些原则形成‘有组织的野心同盟’必然使社会主义社会在物质保证方面，在司法条件方面和在道德准则方面分化为存在极大差异的‘等级’。”他接着写道，在这种同盟里，“自己的”和“别人的”区分日益成为一条分界线，它将冲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
萨莫欣（物理数学副博士）写道：“这里谈的是会给人类带来不少灾难和痛苦的优选、挑选、恣意妄为的意识形态。遗憾的是，滋生这种意识形态的实际危险并非总是能被人们及时地意识到，这就使得有这种思想的人悄悄地占领了科学与文化的许多阵地，将道义上不稳固或不太知情的人们纳入自己小集团利益的轨道，分解和涣散社会的各个阶层。此类集团的猖獗导致了我国道德、文化和科学水平的极度下降并由此而产生出一切后果。
他的来信列举了两个具体表现出这种意识形态的例子：捷连季耶夫对米勒论爱因斯坦一书的书评和沃尔肯施泰因的短评《我们的朋友》。
萨莫欣写道，捷连季耶夫在他的书评中论述了一个在方法学上和道义上都站不住脚的论点：大科学家在发表他的学术著作时似乎不必客观地评价他们在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时所依据的前辈和当代人的那些成就。短评《我们的朋友》的作者也是这样想的。这样就造出了一种特殊的科学著作——“出于小集团和帮派利益以及处心积虑地想免遭批判而产生的颂扬性著作和个人崇拜性著作”。
雅科夫连科（物理数学博士）也谈了同样的想法。他写道，“科学与艺术中形成的帮派习气、“自己的”和“别人的”划分，都导致了敷衍塞责、业务水平下降，甚至出现寄生现象。我常常遇到科学活动中的一种寄生现象——模仿。模仿别人的人并不单独行动。他们形成某种帮派，在这些帮派里，把平庸的、无关紧要的、有时是错误的东西充当重大的科学成就；人为地贬低“他人”做的工作（无论是现代人，还是前人）；不批评“自己人”，模仿者还不择手段地进行剽窃。与此同时，一旦暴露，整个帮派就起来保护，用“自己人”当中的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的意见来对付具体事实。
这就造成了一种没有自我批评、不负责任的气氛。例如，一些轰轰烈烈的、没有根据地任意挥霍国家金钱，甚至威胁环境保护工作的计划就轻易出现了。有人根据这样一些“不切实际的计划”造出了堂而皇之的总结和混乱的指示。根据这样的总结和指示，一旦失败是找不出具体肇事者的。
这些垄断者想成为他们自己在艺术活动中的唯一法官。在艺术界可以听到关于艺术家应当“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观众工作这样的说法，这并不是偶然的。正是在这种气氛下形成了原谅一切的局面，在刚刚闭幕的苏共中央（１９８１年）一月全会上非常不安地谈到了这种局面，说：“严格要求精神、纪律性和责任感下降了……”
“精神贵族”的哲学观点和社会观点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造成了僵局，即思想上、道德上、美学上、组织上、干部问题上的绝境，这样一些观点到处都造成了束缚社会主义社会进步的冲突，它们力图不惜以一切代价保持其垄断地位和特权。这种观点把广大劳动群众仅仅看作是执行者或有惰性心理的消费者。这种观点力图把劳动人民的意志、知识、经验、社会利益和信念只归结为执行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