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翻译之都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文章】题：布鲁塞尔是发挥语言才能的圣地（作者马蒂亚斯
·德普夫纳）
布鲁塞尔是现代巴比伦。它是个国际组织的城市，是欧共体的中心。这座城市位于一个甚至使许多国家政府都遇到语言问题的国家里。人们利用像总参谋部似的组织去对付混乱的语言问题。每年，这里有１０００多名翻译把大约１００万页的文字译成其他文字。每天约有７００名口译人员在工作。翻译世界之最
布鲁塞尔口译人员的工作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要比在纽约和日内瓦的联合国口译人员的工作量多一倍。在使用欧共体９种正式官方语言的情况下，就可能有７２次语言的组合。这个组织的中心必须为一切做好准备。每天必须用“借来的声音”召开大约５０次会议。每天早晨，电子计算机打出“翻译和会议联合服务局”的工作计划——而打印这份计划的纸张至少有１０米长，没有一张办公桌能放得下这份计划。
克里斯蒂尔·海诺尔德在布鲁塞尔当译员约有３０个年头。今天，他是管理总局的顾问。他说：“没有翻译，欧洲也许就不能发挥作用。”有这样一句箴言：没有译员，就不会有谈判，没有谈判，也就没有决议。而没有决议，就没有欧洲，翻译们简直认为自己是国家的栋梁了。翻译的「女大公」
勒内·范·霍夫—哈弗卡姆普是翻译局的局长。她头发剪得短短的，是一位温柔的妇女。她在５０年代就建立了这个组织，而且今天仍旧以一位将军的风度和超凡的魅力管理着这个组织。有３９２名固定聘用的翻译，１５００名临时雇用的翻译，他们都听命于她。她以前是一名哲学系大学生，懂好几国语言。５０年代时，她在煤钢联盟工作。那时，翻译服务局只有１１名翻译。后来，服务局变成了一个组织，每年的开支在１亿马克以上。这个组织几乎难以满足人们对翻译日益增加的需要。主要的问题是：缺乏接班人。
勒内·范·霍夫—哈弗卡姆普说：“我们寻找大学毕业生，寻找那些掌握４种语言的大学毕业生。”由于不能只相信和依靠翻译学校——例如，德国的海德堡、萨尔布吕肯和盖默斯海姆翻译学校——的毕业生，所以，她在几年前就制订了一项培养自己的研究生计划。求职者的年龄最大不得超过３０岁，他们在经过资格测试合格后，再接受为期６个月的速成班学习，以便为从事翻译这种职业做准备，他们在通过结业考试后，就获得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在欧共体机构中工作。译员三特性
他们原则上是把外语翻译成母语，既要学会即席口译，又要学会同声传译。女局长说：“就像一位优秀的演员一样。他既能在剧院工作，又能拍电影和电视。”
一位优秀的翻译要能够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参加延续几个小时的会议。他除了能够承担巨大的负担之外，还应当具有极好的短期记忆力和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另外，他还应当具有广博的知识，尤其是具有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知识。
译员们的这位女大公还谈了翻译的三种特性：好奇心、喜欢交际和有演员的才能。他们之所以需要有演员的才能，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除了语言之外，还有音调的要求，他发出的声音有时有一种进攻性，有时带嘲讽性，有时很温和，有时很友好和亲切。另一方面，他还必须巧妙地将错误掩饰过去。几乎不可能有至善至美的职业翻译。尤其在同声传译时，由于发言者说话太快，所以翻译在同声传译时总会发生一些错误。克里斯蒂尔·海诺尔德解释说：“不能即席翻译的人，在翻译时寻求正确的词句时间太长的人，就会失去语言的联系，然后会完全失败。”密特朗的女译员
法国有一名女翻译，她经常为密特朗和德洛尔同他人举行首脑级政治会谈时当译员。有人说，翻译只不过是在机械地“鹦鹉学舌”，她反对人们的这种偏见。译员的影响有多么大，他承担的任务有多重要，这从皮纳·博施的经历中可以看出来。几年前，当这位德国的芭蕾舞舞蹈动作设计者必须在一次会议上发言——她只是在会议开幕前几分钟才听说要她发言
——的时候，这位生性胆怯的人在讲台上几乎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女翻译说：“但是，我把每个词几乎都编成了两句话，因此，并没有出现令人过于尴尬的停顿局面。我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是因为我做了准备，我了解皮纳·博施就像了解我自己。”但是，如果在政治谈判时，译员按自己的意思进行翻译和添枝加叶地进行修饰，这种做法的后果有可能是严重的。不愉快的事
翻译也有可能被雇用来从事外交活动。这位法国妇女对赫尔穆特·施密特就有过特别不愉快的回忆：“他尤其在政治会谈时有个习惯。他一开始就阐述一种非常大胆的论点，并且让译员翻译。如果会谈伙伴表示赞同，他也会满意地点点头。如果他的对手作出惊诧的反应，那么，施密特就会把一切都归罪于翻译，认为显然翻译有误，并且再次换一种非常缓和的说法。”这是拿翻译垫背的一种谈判手法。
同许多翻译一样，这位法国同事经过几年固定的雇用工作以后，现在已成了自由职业者。她将根据翻译局的具体情况，为它工作一段时期，日薪平均为１０００马克。已经做母亲的女翻译以这种方式工作是比较理想的。
男性翻译的情况就比较成问题了。勒内·范·霍夫—哈弗卡姆普打算首先在剑桥和牛津大学招收男性译员。“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有事业心的男子愿意终生从事这种职业。因此，我们目标非常明确地把这种工作说成是中间站。”搞了几年翻译工作的人，不仅可以向政治家学习，而且还会明白一些政治和经济背景。
这位女局长强调说，几乎没有一种职业能够像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那样，能够受到“谈判艺术”的教育。
后来换了职业的人在实践中是否真正地发挥了作用呢？这位翻译们的头头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举了这样一些例子：“布雷德利先生今天在伦敦当律师。范·拉肯先生在比利时当电视台记者。希恩夫人担任欧共体地方政策署副署长，同样弗里施先生担任发展署署长。他们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都有当过几年翻译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