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存而斗争非洲

【美国《时代》周刊９月７日一期文章】题：非洲：为生存而斗争
大裂谷纵贯东非南北，气势磅礴，鬼斧神工，在太空中依稀可见。沿途奇山异水，景色万千，令人叹为观止。
据考古学家推断，东非大裂谷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仿佛人类就诞生在大裂谷形成之时的山崩地裂之中。
也许是应了上帝的预言：世间万物有兴就有衰，有生就有灭。非洲的历史和现状体现了这两个极端。一想到非洲，人们既会想到伊甸园，也会想到《启示录》。和世界其它地方相比，非洲的昼更亮，夜更黑，森林更加茂盛，生活最为悲惨。一个没有打开的降落伞
非洲，至少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看上去像是混乱理论的说明书。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已成为生与死两种命运争夺的战场：艾滋病伴随着人口过剩，贫困、饥饿与文盲现象共存，贪污腐化普遍，社会分崩离析，资源不断消失，城市人满为患，旱魔肆虐，战火不熄，难民无家可归。非洲已成为这个星球上没有多少希望的地方，“第三世界的第三世界”，犹如没有打开的降落伞在坠落，这个大陆在殖民时代结束后又处在一种新的崩溃之中。
由于政局不稳、道路不畅、机场瘫痪、电话不通和其它一些令人望而却步的状况，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投资商正在撤离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到其它地方寻求投资目标，非洲人也把资金转投他处。
非洲要复苏，须有回天之力。艾滋病正在摧残这个大陆的居民，危及非洲的继续发展。如果艾滋病的传染率继续上升，那么，其影响就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法国和德国大多数大有希望的青年造成的影响一样严重。而且，艾滋病并不能有效地抑制人口过剩。据世界银行推算，到２０５０年，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人口将从目前的５．４８亿增至２９亿。等待吃饭的嘴巴大量增加，势必会吞掉可预见的经济增长部分，迫使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
联合国在各国年度经济和政治发展指数表中列有１６０个国家。在倒数４０个国家中，非洲占３２个。１９６０——１９８９年，非洲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１．９％降至１．２％。自１９８０年以来，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的外债增长２倍，高达１７４０亿美元。自行发展的时钟被拨乱
１８４４年，葡萄牙人乘船绕过摩洛哥海岸，在佛得角进入“黑人的土地”，开始兴建关押奴隶的城堡。随后，欧洲人相继入侵，在非洲实行统治，划定边界，确定政府的形式，破坏了非洲大陆内部发展的节律，拨乱了非洲自行发展的时钟。殖民主义者撤离后，给非洲留下了难以医治的遗患，非洲原先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变得面目全非。
在欧洲，各国的历史存在共性，边界已经划定，文化相互联系，经济互为依托，安全是共同的责任。而非洲却没有明确而稳定的边界和经济，也没有共同命运感。殖民主义者给非洲留下的是人为划定的边界。众多的民族国家、业已改变的生活方式。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之间的边界是英国和德国殖民主义者于１８８４年至１８８５年划定的，这条从维多利亚湖至印度洋的漫长边界体现的是双方的势力范围，居住在双方边界内的人并不一定是本国的公民。在撒哈拉以南的地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常常缺少一种社会契约。实际上，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认为，他们的经济是否充满活力，他们的判断是否准确，甚至他们的生存是否有保障，统统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战胜政府。
殖民主义者为非洲民族国家人为划定的边界为非洲的动乱埋下了隐患。１９世纪初由获得自由的奴隶建立的利比里亚已经一分为二，战火不熄的苏丹实际上已形成南北分裂的局面。新的格局正在非洲形成。
数十年来，非洲可以把冷战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源泉。美国和前苏联通过各自在非洲的代理人相互争夺，用钱来支持亲西方的或亲共产党的代理人，其动机主要是为了达到战略目的，而不是推动非洲的发展。如今，冷战结束了，双方的地理政治争夺也停止了。大国优先考虑的问题已转向别处。俄罗斯最著名的非洲经济问题专家正致力于解决本国的债务问题。欧洲能拿得出来的投资资本正在转向东欧和前苏联。美国考虑更多的也是自己的问题。
非洲国家的资本和营业费用比南亚商５０一１００％。南亚的投资收益是非洲的９倍，而在２５年前，这两个地区是不相上下的。由此可见，非洲当前对外资并没有吸引力。外部世界对非洲的援助仅仅是慈善性的。这既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也是对西方道德标准的考验。赞比亚现状像一面镜子
赞比亚在１９６４年摆脱英国统治获得独立之时，是南部非洲最富的黑人国家，外汇储备达１１亿美元，铜开采业居世界第二位，还盛产祖母绿和其它宝石。赞比亚幅员广阔，土地肥沃，具有成为南部非洲粮仓的潜力。卡翁达曾向每一个赞比亚人许愿：到１９７０年，每人每天可以喝上一品脱牛奶，吃一个鸡蛋。卡翁达统治赞比亚长达２７年。
今天，漫步首都卢萨卡街头，人们会以为这个国家刚刚结束一场战争；马路坑坑洼洼，宛如刚刚遭到迫击炮的轰击；建筑物年久失修，大有顷刻坍塌之势；汽车破旧不堪，开起来格格作响；成千上万人拥挤在棚户区内，犹如难民；失业率扶摇直上，犯罪司空见惯。赞比亚成了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８００万人口中平均每人背外债近１０００美元，人均年收入不足２９０美元，赞比亚货币克瓦查对英镑的汇率１０年来已从２：１降为３９５：１。政府工作人员道德沦丧。多党民主运动去年１１月执政之后，对政府机构的状况深感震惊和不解。新任农业部长看到，农业部大楼已被洗劫一空，工作人员不但拧走了灯泡，而且拆走了电线和开关。
赞比亚像一面镜子，足以说明非洲国家的劫难和造成这种劫难的原因。卡翁达执政之后，采取了反对白人统治的罗得西亚，即现在的津巴布韦和南非的原则立场，但最终使赞比亚陷入冷战政治之中，赞比亚铜的运输费用大幅度增加。１９６８年，卡翁达宣布，把２０家外国公司收归国有。１９６９年，他开始接管铜矿业，从而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卡翁达的理论听起来合理，实际上却给国家造成了灾难。国有化使私营公司丧失了信心，使国外投资者裹足不前。
此外，西方对非洲实行殖民主义等于集体犯罪，其结果是非洲的专制君主竞相建立自己的航空公司、海运公司和其它项目。经济有８０％归政府所有并在政府的管理之下，高级经理人员是由于政治原因而被任命的，而不管他们是否胜任，企业只能在亏损状态中运转。部族主义、地方主义、裙带关系盛行，人浮于事到处可见，人们积怨甚深，情绪低落。卡翁达和非洲其它国家领导人一样，使公营部门人满为患，其目的既是为了让人们在政治上满意，也是为了在相互对立的部族之间保持平衡。
出于政治原因，卡翁达政权忽视经济的多样化，尤其不鼓励农业的发展。７０年代初，赞比亚的外汇收入有９０％以上来自铜的出口。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使石油价格上涨数倍，铜价暴跌，从而给赞比亚造成了一场灾难。外债随之增加，铜产量已从独立时的每年７０万吨降至目前的不足４５万吨，一部分原因是铜矿石等级下降，还有部分原因是投资严重不足，设备老化。效率低下。为了保住权力，讨好城市居民，卡翁达人为地压低粮食价格，从而促使农民向城市移居，同时也使仍然靠种地为生的农民灰心丧气。结果，首都卢萨卡的人口自独立以来增加了９倍，已达１２０万人，而可耕地目前只有５％得到耕种。非洲将书写自己的历史
非洲有自己的中心，有自己的运行机制，有自己的回天之术。非洲看起来毫无希望，实际上并非如此。自欧洲人入侵以来，对非洲的外来干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少，非洲的专制君主接连倒台，民主虽然脆弱，但已有了一定的根基，替代性经济在迅速发展。在许多方面，非洲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非洲正在形成自己的解决办法，这是几百年来的第一次。
７０年代初，乐观情绪一度笼罩着非洲：众多的国家相继独立，英国前首相麦克米伦在一篇著名的演说中，欢呼非洲刮起了“变革之风”。非洲盛产可可、咖啡、铜和棕榈油，而且价格昂贵。当时，世界各国都愿意借钱给非洲。和现在债台高筑的其它国家不同，非洲国家的大部分外债均借自西方国家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不是借自商业银行和其他私有债权人。
尼雷尔总统在坦桑尼亚独立后不久曾提出过一句著名的口号：“他们在走，我们必须跑！”这句口号曾令人欢欣鼓舞，信心十足，促使社会上出现了英雄主义。如今，英雄的希望基本上破灭了。非洲的大片地区已不如独立之初。非洲浪费了２０年的时间，世界的注意力已转向别处。非洲国家领导人知道，他们得到的援助将更少。
工业化国家全部停止对非洲的援助，那会有什么危险吗？塞内加尔总统迪乌夫和其它国家领导人频频发出告诫：让非洲垮掉就会有大批人涌向更多的发达国家。然而，世界无动于衷。因为非洲难民潮对世界大部分地区不会构成直接的、迫在眉睫的威胁。
现在，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感已流行于非洲大陆。非洲９０年代的口号是：“先学会走，然后再跑。”１９８９年，世界银行发表题为《撒哈拉以南地区：从危机到持续增长》的报告。报告警告说：如果非洲继续滑向不发达的深渊，一些国家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比本世纪初饱经忧患的大多数亚洲国家还要穷。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表示，它们要让非洲国家不要总想得到援助，它们倾向于让西方培训出来的非洲经理人员担任全国政府的决策职务。科特迪瓦总理瓦塔拉在回国担任总理之前，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近２０年。
随着南非停止执行种族隔离政策，许多南部非洲国家认为，南非将成为带动非洲其它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把本国经济引向繁荣之路。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达１０１７亿美元，等于它１０个近邻总和的３倍。有人主张建立南部非洲经济共同休，各方对此已趋于达成一致。
１９６１年，刚果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卢蒙巴曾写信给他的妻子，提出了他的看法：“历史总有一天会有发言权，但是，这部历史不是布鲁塞尔、巴黎、华盛顿或者联合国讲授的历史……非洲将书写自己的历史……这将是一部光荣的、庄严的历史。”
让非洲的历史告诉未来吧！
（白景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