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扶植的一代人

【法国《晨报》１１月６日文章】题：戈尔巴乔夫扶植的一代人（记者克洛德—玛丽，瓦德罗）
这些人究竟来自何方？不管他们是不是党员，这些年轻干部一心想表现得象西方人，从他们的衣着、举止、阅读的书刊、谈吐和职业态度上可以看出这一点。
这些“新俄国人”中的大多数不到４０岁，他们曾长期躲在大学里默默无闻地学习和工作，固执地、尽可能巧妙地拒绝参加这里所说的“社会活动”。这些“苏联政权的睡眠者”的最好的处所是西伯利亚的学院城。
学院城里的这些人一直在等待着。他们出版了《经济》杂志，发行仅８０００至１万份。主办这一杂志的阿别尔·阿甘别吉扬成了戈尔巴乔夫言听计从的经济顾问。这位经济学家在１０年前就与其他人一起提出了权力下放、竞争和价格自由的主张。在几个月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把学院城里的精华都请出来了。
就这样，许多大学（名牌大学或非名牌大学）向戈尔巴乔夫提供了首批新型干部。这些新干部每天象他们的前任们一样从莫斯科新闻中心买报纸，不过，他们买来的是《金融时报》、《世界报》或《回声报》，而他们的前任们却只买《真理报》。他们至少能讲英语或法语。
他们常谈到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情况，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别人。他们考虑的是，通过电话在１０分钟内解决一个以前需要一大堆文件解决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的干部特点是，他们到处行动而不带意识形态的“保护伞”。这不仅是一种改革，而且是一种革命。这些“新俄国人”无论是对他们的国家还是对西方都不作过高的估计，他们并不认为西方就是乐园或天堂。这些新干部并不对戈尔巴乔夫搞偶象崇拜。象他们的“老板”戈尔巴乔夫一样，他们准备重新审议他们的前任们以人类社会解放的名义创造的理论遗产。
进行重新审议可以使人们作出准确的分析、提出新的主张和得出尽可能公正的结论。他们准备为他们的国家缓慢但确定无疑的民主化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