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莱克忆“老大哥”

【俄罗斯《绝密报》文章】题：老大哥（作者
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
我当政时（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已经与斯大林时期，甚至与６０年代不同，可以明显地看到，世界上的头号社会主义大国已成了光杆司令，而要使全世界很快变成共产主义天堂的想法也难以实现。苏联不再使用“世界革命”的概念，而代之以“‘和平共处”。
我同勃列日涅夫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这给我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的某些同行或者“兄弟”党的领导人都不便背着我对“老大哥”说我的坏话。这使波兰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地位得到增强，而且得到了比别的国家更大的独立性。
不过，我同勃列日涅夫的交情称不上友谊，因为勃列日涅夫从来就没有朋友。但他对我当选为第一书记是满意的。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位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上台，都要把各兄弟党总书记换一轮。当时，赫鲁晓夫时期上台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第一书记都被撤换了。
勃列日涅夫是尊重我的，奇怪的是，当得知我没有上过共产国际学校或莫斯科的其他任何训练班后，他仍尊重我。他了解我的经历，我对他来说是个西方人，而西方人总是受到俄国人欢迎的。此外，我同德斯坦和施密特的特殊关系，仿佛更证实了我的“西方性”。
总的来说，我并不怕勃列日涅夫，但也有过难堪或者反感的时候。记得１９６８年我作为波兰代表团的一员（当时我还没有当选为第一书记）参加了布尔诺的一次兄弟党会议。正式会谈后，苏、捷及我们代表团的成员举行了友好晚餐。在这种场合往往有许多苏联的白兰地酒。勃列日涅夫傻笑着，尽管对“布拉格之春”引起的麻烦显然感到恼火。他说了一个令人反感的笑话：“一天，狗熊请兔子赴宴，一通大吃大喝，兔子觉得像在家一样自在。兔子喝醉后，觉得自己简直可以同狗熊平起平坐了。兔子回家后，母兔见它烂醉如泥，把它拖到床上躺下并问他作客的情况。公兔说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母兔问：’你怎么会这么累呢？’‘因为狗熊命令大家使劲喝酒。’‘你怎么会这么脏，浑身发臭呢！’‘狗熊吃完饭就拉，拉完后，抓住我的耳朵，用我的毛皮擦了屁股。’”勃列日涅夫得意洋洋，苏联代表团成员也哈哈大笑。
我们对勃列日涅夫这个卑俗的笑话都很气愤，所以借口要准备第二天的会谈，匆忙结束了这次“友好”晚餐。这次会后，我很生俄国人的气。这个笑话活灵活现地道出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同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见，要奉行货真价实的波兰政策，领导人要有坚强的神经，而且要有很大的勇气。
疾病使勃列日涅夫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刚同他认识时，或者在７０年代初，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政治家。我觉得他是一位领导有方的“明君”。可是到７０年代末，他已经疾病缠身，精神不振。当时勃列日涅夫实际上已是傀儡。
有一次，在贝尔格莱德，我向勃列日涅夫转达了巴基斯坦总统希望同他就阿富汗战争举行谈判的口信。他听后毫无反应。葛罗米柯根本没有征求总书记的意见，替他回答说，“绝对不行”。这种越权行为在早先是决不会发生的。我敢说，这是因为，苏共领导中有些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让重病缠身的勃列日涅夫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
波德戈尔内是苏联领导人中对波兰最不友好的人，所以对他被解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和被逐出中央政治局，我们感到很高兴。柯西金对波兰十分友好，他是个务实的人，也是当时领导人中最在行的一位，对别人提出的建议从不马上就说“不”。
我从未去过勃列日涅夫家，坦率地说，他没有我们概念中的家。住宅、别墅他有，不过是按职务由国家提供的。一旦不当领导，就会一无所有，如果在斯大林时期，连命都得搭上。所以我们并不羡慕他们的待遇。
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不大，只有１０至１５米长，４至５米宽。两侧都有门，有两个接待室。屋里放着列宁半身像，还挂着列宁像。至于总书记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为何如此简陋，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克里姆林宫内的列宁办公室很简朴，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如过于豪华，就不合适。其二，办公室的主人统治着地球上１／６的土地，权力巨大，没必要再用其他方式来突出自己。
俄国人曾在波兰留学生和常去苏联出差的人中物色情报员，所以我们对去苏人员加强了反策反教育，尽量少派人去苏联上党校或参加意识形态讨论会。（王南枝译）